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都快80岁了。父亲当年给我讲的红军长征的事迹，我记忆犹新。至此，我写下来，教育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红军精神，把红军的大旗一代一代传下去，抢我们的江山永不变色。

  万里长征，军长主动让贤。行军打仗依然身先士卒。

  父亲对我说：大别山区，遭到国民党军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许多地方成为了无人区。为了把红军赶尽灭绝，蒋介石的军队实施着一个“完全扑灭、永绝后患”的计划。他们的兵力增多到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采取筑碉堡、拉封锁线，并以“驻剿”、“追剿”相结合，搞什么“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做一网打尽之图”。他们分兵划区占领城镇和一些大的村镇，每个点上驻扎着守军“驻剿”，同时以机动部队“追剿”。并在黄（安）麻（城）公路沿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每隔五里、十里筑上碉堡，把守重要的通路。偌大的一个鄂豫皖苏区，被搞得七零八落。

  自从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走后，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几经挫折，损兵折将，像一条游龙，在于涸的湖底挣扎着，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红军东转西走，已经没有了一个安稳之地了。

  就在这个危难之时，1934年11月I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史册上，红军第二十五军是最先迈步长征的一支精兵。它对外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对内却说是“去打远游击”。寒冬已经到来，北国的风暴，正越过黄河，横扫中原大地。大别山的绿色，都已换成枯黄，刚刚落过一场雨，路面有的地方结起了冰，战士们的脚步走过，冰溶化了，脚下变成泥泞。每个红军战士，背着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背向着大别山，一步步跋涉。说是要远行，战士们还不知道是长征。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却是留恋那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离开过大别山。从前总是从鄂北到鄂东，从皖西到皖东。转来转去，都能看得到大别山。现在离开了大别山，许多人就像是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队列中，有七个女兵，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她们心事更重，有的人怕被留下，有的人又怕远离家乡。她们还要招呼着一群伤病员。伤病员中，有的坐担架，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拄着拐杖，随着部队缓缓前进。

  我父亲走在全军的最后尾。心里也沉甸甸的。他明白，这次远行，是战略性的转移，就好像是寒冬就要到来，一群大雁向南飞，去找寻一个过冬的地方。从1934年2月。党中央就来信，要红军向外发展，原因是经过敌人的五次“围剿”，大别山区已经是民穷财尽，红军要生存要发展，只有离开大别山。后来，党中央又派程子华来，要红军尽早转移出大别山。到什么地方去呢？中央只有四条原则的指示：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富裕的地区。父亲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他觉得，中国的地方虽然大，红军要真正找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地区，难呢！凡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是山区。可是山区都是穷乡僻壤，给养困难啊！平原物质条件好，不是红军去的好地方，山区又不能养兵，到底向哪里走呢？……

  父亲说：行军路上，他不论是步行还是坐在马上，都心神不宁。想到几年前，大别山的红军像春雨绵绵的山花，一天天红火，走的是上坡路；如今虽然不能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正像这寒冬一样，冷风凄凉，行无目标。住无安息之处。这三千多人的一支部队，孤立无援，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是令人担心的啊！

  出发之前，父亲已经从军长变成为副军长，论说责任比当军长小了，可是，这是自己给自己降的职。他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是个师长，又进过黄埔军校，一定比自己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人能干，他便主动向省委提出申请，自己当副的，要程子华当正的。省委会上，大家出于对中央派来的人的信赖，就通过了父亲的建议。

  父亲是诚心让位，让强过自己的人当第一把手，自己甘做配角。他想的是红军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得失，可是，传达下去，许多人不理解。有的干部想不通，有的人还认定父亲犯了什么事。议论纷纭：“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

  “该不是哪个‘老三’（指肃反中被捕的所谓“第三党”）又咬了他一口！”

  “他出身好，全身那么多的枪伤，那才是‘老三’咬的呢。没有他就没有红二十五军，他……”

  “这领兵打仗的事，怎么能随便让位？”

  议论纷纷，话传到书记徐宝珊耳边。这位代理省委书记，自从沈泽民病故后按任书记的工作，他每天也是病魔缠身，强作健康的人，随军行动。虽然军事上没有多少经验。但是，他为人正直，革命精神好。对父亲这样的战将，十分敬佩和爱戴。他昕到那些议论，就向人们解释，不是徐海东有什么问题，是他党性好，是主动让位的。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一天，行军的路上，徐宝珊见到我父亲，便从骡子上跳下来，和我父亲并肩走着，笑着问：“海东啊，你听到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啦。省委可不是这么看呀，你不当军长当副军长，不是你工作不好，打仗不好，更不是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父亲笑着打断了省委书记的话，“我最不爱听那些闲话，说是犯错误，咱们不红脸，当军长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是官是兵，都打仗，为革命，还分什么正副高低呀！”

  徐宝珊熟悉我父亲，知道他党性很强，一心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职务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伤住院，回来后团长的位置有人了，一时难以安排他的工作，他就主动提出当副团长。如今这副军长的位置，又是他自己提出的呀。省委会仓促的决定，使这位书记有些不安。

  “宝珊啊，你不要担心我，多保重身子。”父亲怕省委书记累着，叫他快骑上骡子。

  徐宝珊还是吃力地走着，气喘吁吁地说：“海东，你是好同志啊，我是放心你呀，你可要……”

  “宝珊，你是了解我的嘛，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连他娘的一个村长也当不上呢。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工！”说着又嘿嘿一笑。他和自己的警卫员一齐动手，硬是把省委书记扶上骡子，接若向骡子的屁股抽了一马鞭，那骡子快步小跑开了。这才算是结束了这次同志间的谈话。这也是父亲和徐宝珊最后的一次亲切交谈。四个月之后—1935年5月徐宝珊在任鄂豫陕省委书记刚一个月，就病故在陕南的龙驹寨了。父亲终生都不忘长征开始和徐宝珊的那次谈话。他曾经对我说：“徐宝珊是一位好同志，他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病故后，他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领导我们坚持了大别山的斗争，又领导我们开始长征，功不可没。他和沈泽民同志一样，是大别山人民革命、是红军第二十五军征战的一面旗帜。”

  父亲说，红二十五军这次战略转移，在部队战士中只说是“打远游击”，对团以上的干部才说要“创造新的根据地”。远到什么地方？新的根据地又在哪里，谁都说不清楚。只是在师以上的干部中，才明确提出：第一步行动计划，是西向桐柏山区。然而，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关，却很快就发觉了红二十五军的去向。红二十五军刚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之前，蒋介石的追兵就出动了。总兵力有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分为“跟踪追击”和“迎头堵截”。据说，蒋介石得知我父亲部（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改为副军长）“流窜”出大别山西进，惊恐得很。很怕这个“徐老虎”像两年前的徐向前那样，从大别山“流窜”到大巴山下，在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又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红区，又发展起近八万人的红军。“要穷追不舍，直到把徐海东部彻底消灭！”这是国民党军的决心和口号。

  红军二十五军是生，是死，一时成为中原战场的一个焦点。

  白军千军万马追堵，一支不满三千人的红军，在风雨中拼搏。前者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有充足的粮弹；后者是步枪、大刀和手榴弹，每人只有两双草鞋和两天的干粮。父亲从部队开始出征，就带兵先行。他率领着一个手枪排，负责侦察、探路。常常是夜晚行军，白天债探敌情、地形和民情。新军长刚来，兵不熟，将不熟，他这个老军长，深知自己应该行军走在前，打仗冲在前。几天几夜下来，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但是，敌情严重，他感到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掌握好敌情，每天都向手枪排长说：“马虎一点，就要全军遭殃，明白吗？”“腿要长，耳目要灵。哪个不听话，误了事，我要追究责任！”

  “军长，误了事，先杀我的头。”

  “要知道，个人的脑袋掉了，那只是一个人，我们身后有三千几百人呀！”

  这个手枪排，是支小小的精兵分队。每个战士都是从连队中挑选出来的，个头高，精明强干，枪法好，有实战经验。他们一色的黑军服，每人一把短枪，外加一把鬼头大刀。他们练出了一身过硬的行走、夜战本领。紧急情况下，一个小时，能跑二十多里路。在红军中号称能跑、能战、能应急的“飞毛腿”。父亲从在大别山区，就十分重视培养这支小部队。侦察、夜摸、捉俘虏、通信联络、必要时打冲锋。这天夜晚，父亲正为摸不准敌人的行踪而焦虑，手枪排的排长飞跑来报告：敌情紧张，军部要他快快前去。父亲一听，提着马鞭，出了屋子，跃身上马，摸黑飞向军部驻地。

  路口旁边，有一座小村庄。是先头部队经过的地方。父亲和他的战马，是原路返回。军长、政委、参谋长正在村中一家小屋里的马灯下围坐，看着地图议论行动方案。大家一见父亲到来，连忙招呼他坐下。

  父亲问：“怎么样？情况有变化？”

  政委说：“情况大变，敌人四面出击。看来我们进桐柏山的计划难实现哟！”

  参谋接下来讲着敌情，据侦查，敌军发现了红军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的企图，驻扎在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六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都出动了。驻扎在开封的六十师正开往朱阳关，控制了通往陕南的大道。红军如今是进退两难了。就地打游击，一是地理环境对我不利，二是包围圈会越来越紧，前途就像几条小鱼游戏于一只小小的脸盆里；若想重返大别山区，后路又全都被敌人堵住了。眼前只有前进是上策。可是，前进到什么地区好呢？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政委吴焕先见我父亲不言语，就转头向他问：“海东，你的想法呢？”

  父亲不是不言语，是没有想好。这几天来，他就反复思考，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眼下生存发展之地，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着汉水，群众条件也不了解。眼下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这个桐柏山区，是绝对进不得了。他认为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伏牛山区。可是，对那里的情况，自己不怎么清楚，只是从地理环境和敌人的当前的兵力布置上，认定进入伏牛山区比进入桐柏山区有利。父亲见政委点名要他表态，他就说：“敌人不让我们进桐柏山，那就进伏牛山好咧。”他的话说得虽然轻松，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回事。

  大家都同时把目光转向他。是对这位老军长的信任，又是对他的想法赞赏。他总是在困境中，勇于提出带转折性的行动方案。大家纳闷的是，红军从出征以来，已经连续走了七八个黑夜，若是又长途跋涉，战士们能支持下来吗？前边路上敌人层层重兵把守，我们将如何冲出去？伏牛山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会场一时沉闷了。父亲以为大家对他的建议有保留，就嘿嘿笑笑，打破了会场的沉闷，他接下来说：“我想的还不那么成熟，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不，你的意见很值得好好议议。”吴焕先首先表示赞赏。这位年轻的政委，最大的一个长处，是能倾听和吸取有益的建议。他性格坚强，思路敏捷，多谋善断，常常在不利的情况下，稳定情绪，依靠集体的智慧找出出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我们这些‘山大王’，总是离不开山的哟，桐柏山进去难，就来个出敌不备，进伏牛山。”父亲数着指头，把敌人的情况摆出了几条。话语刚打住，政委又说：“这下一着棋走得好不好，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海东同志的意见，是个方案。”

  “我也想不进桐柏山区，”新军民程子华说，“敌变我变。就是要去敌人一个想不到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暂时的喘息之机。前进的路程可能是艰难的，去伏牛山区要比进桐柏的路远多了，可是事到如今，舍近求远，是一个上策。我们虽然疲惫些，这些天的行军，我看到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走不散、拖得起的部队。敌人比我们还疲惫，要想追踪我们，难哩！”程军长讲话声音不高，一句句深人人心。看来这位新军长，胸中有数，也已有了放弃原行动计划的打算。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夜深人不静，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红军指挥部里，紧张地讨论着新的行动计划，大家围绕着如何摆脱敌人，进入伏牛山，走出困境，制定了新的行军作战方案。大敌当前，分歧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统一。

  散会时，军长和政委都向我父亲说，他们今晚要走前头了，让我父亲压后。这样的安排，不说父亲也明白，是要他从前卫变后尾，路上可以略略松快一点，省心省力。父亲不答应。他觉得，程军长新到，身体也不是那么强壮，不能叫他带头走。自己是副军长，从职务上来说，行军打仗，都应该在前头。父亲也不便把话讲得那么明确，笑呵呵地说：“军长啊，你可知道咧，行军在前头，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自由呢。早到目的地是早休息，走在后边晚休息啊，我是想早早地休息呀！”说着快快走开了。

  按照会议统一的方案，红军派出一个团，向枣阳县城方向佯装攻击，把敌人调动了一下，迷惑了一下，红军主力悄悄突破他们设在保安寨一带的防线，向方城东北许（昌）南（阳）公路插出去……

  父亲带领着一个前卫团，白天驻军，夜晚行军。抢占隘路，侦探敌情，为后边的大部队开路，向伏牛山区进军。他白天少睡，夜晚难眠。实在走不动了，才骑上战马，打一个盹，休息一下，又跳下马来和战士们一路行走。作为高级指挥员，行军骑马甚至于坐抬子，不是当官特殊，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需要。只有保证指挥员精力充沛，才能使他们在指挥作战时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父亲却认为，他的精力永远是过剩的，只要枪声一响，他三天三夜不合眼，也能支持下来。所以，正常情况下行军，他的战骑，总是让给伤病员。再不然，就是小马倌拉着马跟随他前进。

  在向伏牛山区前进的路上，父亲又是四个黑夜带头步行。两只眼睛熬得又红又肿。每天在大部队休息时，他仍是带着疲倦的神色，强打着精神，骑马转回军指挥部和军长、政委会面，交换意见。这天，新任军长程子华见我父亲说着话睡了，知道他太劳累，等他睁眼清醒时，向他说，今天夜行军，他们要换个位置，要徐海东走后卫。父亲嘿嘿一笑，摇头又摆手，连声说：“不行，不行！”政委吴焕先看军长和副军长争着要带前卫团，这次便站在军长一边说：“海东，今天应该换换了，你走后卫，我和子华走前卫。”说着向军长叫了一声：“走啊，到前边去！前边有好吃的哟。”这位政委，像娃娃玩似的，笑眯眯的，向我父亲一挥手，走咧。军长也就起身，笑嘻嘻地向我父亲挥手告别了。看来会前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父亲此时也只得从命。

  其实，行军途中，前与后，谁都不比谁少走路，可是，紧急情况下的战斗行军，走在后边的指挥员，要比走在前边的指挥员精神上松快些。他可以不必多分心去了解敌情，不必担心走错了路线。父亲这时也觉得实在是疲劳，队伍一出发，就骑上马，迷迷糊糊打起盹来。马背上睡觉对他说来，要比睡在床上都安心。可是，这一次他只睡了多半小时，就从马上跳了下来。一来是，天气骤然变冷，两只套着草鞋的脚冻得发木，二来是，队伍中拄棍子的伤病号很多，路途泥泞，不住地有人摔倒。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忍心骑在马上。雨越下越大，跌倒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他的警卫员，把一个跌倒的病号扶上马背，自己拄着那病号的棍子，缓缓地向前走。

  这一夜的路程，真是艰难极了。天上浇雨水，地上是泥水，在经过一段鱼背似的路面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摔倒过，一个个成了泥人。走到后半夜，雨更大了，路过一个村庄，前边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口令一下，许多人跑到路旁老乡的房前、屋后和草棚里躲雨去了。警卫员也把我父亲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此机会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响哨子，要继续前进。父亲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他要警卫员快快督促同志们出来上路。雨仍在不停地下，战士们真不想离开这村庄。

  有的人一边走，一边骂天骂地。

  “他妈的，这老天跟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父亲拄着一根棍子，一边叫，一边走。他估计这一停下，可能有些人睡下了，便挨家挨户去查看。果然，每一家都有战士睡着了。有的在屋里，有的在房檐底下，他们东倒西歪，听到副军长大声呼叫，这才迅速爬起来，去追赶队伍。徐海东正对一个连长发火，听说后卫团的团长和政委还睡在屋里，便气冲冲地走进去，挥着手上的棍子，先把团长打起，又把政委打起，边打边骂……就这样，他从这个村庄里撵出了二百多人。许多年以后，一个挨过我父亲棍子的干部感激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这个雨夜，父亲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前边是敌人，后头是追兵，迟缓就要失去跳出重围的时机，躺着不走，就是自毙！他敬佩新军长和老政委的果断。可是由于自己打了人，一上路，心里又觉得十分不安。他暗暗怨恨自己：为什么又犯老毛病，拿棍子打人呢？这老毛病也真是难改啊！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把手里的棍子使劲向路旁一扔，像是要与那“老毛病”绝交似的……

  天蒙蒙发亮，雨渐渐小了。队伍正在急速前进。口令不时由前向后传：“跟上，跟上，不能掉队！”这声音预示着情况仍然危险。父亲早就把马让给了伤病员，正艰难地一步步向前迈。突然，他发现路旁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哼哼唷唷，走过去一问，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父亲朝前看了看，一拐一拐的伤病员真不少，往后看去，也几乎都是些行走困难的伤病员。他在担架旁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负过十儿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父亲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路。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父亲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不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不要喊，躺着。”

  “放下，快放下我！”

  “听话，不要叫。”父亲只重复着这句话。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电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父亲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东西，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嘿嘿，娘卖皮的，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

  “那不是！”父亲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父亲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同志们顿时领会了老军民的意思。“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像老虎一样，爱山林、靠山林、离不开山林。眼前速三个山头，对他来说好比增加了三个团的援兵！

  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后怕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父亲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他的人，当成玩笑，当作幽默，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哲理。父亲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11月26日拂晓，部队长途行军，来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恰巧遇到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刺骨，雨雪交加。战士们衣服本来单薄，此时真是饥寒交迫，疲乏不堪。全军正准备经由七里岗过公路的时候，敌军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抢先占领了七里岗、砚山铺一线有利的地形，突然向行进中的红军发动进攻。父亲随后卫部队行走，只顾顶风冒雨前进，并没有应战的思想准备，听到枪声，连忙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此时战士们冻僵的手指都拉不开枪栓了。在慌张的撤退中，敌人又从两翼包围上来。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走在先头部队中的军政委吴焕先，高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风雨中，战士们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胆怯的冷静了，共产党员们带头应战。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一把鬼头大刀，这时就抽出大刀，与敌人展开拼搏。吴焕先也随手抽出交通员身后的那把大刀，呼喊着向敌人冲去。他一边跑，一选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滚雪球似的，向前爬，向前滚，和敌人混战在雨雪中。在后卫队的父亲，从枪声中和传呼的口令，知道了前头的情况，他马上带领后卫部队，跑步向前增援。路过一小村庄外，战士们见到一堆小草垛被点燃了，围上去烘烘僵硬的手，烘一烘结冰的枪，又向前跑去。

  敌军本想借风雪天气和红军疲惫不堪，给红军一个突然袭击，致红军于死地，没想到红军会凭借着几个村庄和一些地形，殊死搏斗。从拂晓到黄昏，三千多人的红军，与近万人的敌军拼搏了一天，父亲见天色已晚，认定敌人采取的是包围战术，想一点一点压缩包围圈，困死、冻死红军。他和吴焕先一合谋，决定在夜晚冲出包围圈。

  “我来带领突击队，”吴焕先说，“你和军长押后……”

  “不，还是我带突击队，”父亲不等政委把话说完，和过去一样，又和政委争起了突击队的任务。

  吴焕先了解我父亲的脾气，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是不让步、不后退的。打仗在前、吃苦在先，是父亲的风格。危机的关头，常常是他扭转战局。在场的领导人，都把目光投向我父亲。父亲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决心与战斗方案，当即亲自组织了几十名轻机枪手，作为冲锋队。入夜，趁着大风大雪，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第二天，当敌人还在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向东还是向西时，父亲率领红军已远走高飞，消失在白茫茫的伏牛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