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维舟，四川省宣汉县人，早年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1913年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绥定府（今达州）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还在当时靖国军任团长镇守夔门（今奉节）。1920年毅然辞职去上海加入了朝鲜共产主义组织，随后秘密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东方和平会议。1923年回国在家乡开展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潜回家乡，组织发动了农民武装斗争，创建了川东游击军。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只重要武装力量。由于受到张国焘的歧视和排挤，父亲脱离了红三十三军的领导岗位，调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与陕南战役和长征起始的嘉陵江渡江战役。在长征时期，被任命为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中央四局局长。抗日战争期间，任129师385旅旅长，留守甘肃庆阳一带，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八路军的大后方。解放战争任四川省省委副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无数坎坷，充满着传奇色彩。无论斗争多么残酷，任务多么艰巨复杂，他始终坚定信念、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后人永远敬仰和崇拜。

  长征时期父亲曾经经历的几件事让我们始终不能忘怀。


  西渡嘉陵江突破嘉陵江防线的战役，是红四方方面军在1935年2月结束陕南战役后，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而拉开长征序幕的第一仗。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西岸川军五十二个团的兵力布防六百里江岸上，筑有坚固工事，扼守险要地段，阻遏红军向西发展。此时父亲已离开红33军到四方面军总部工作。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他就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副总指挥王树声翻山越岭，沿着嘉陵江东岸先后行程数百里，了解敌情察看地形寻找渡口。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苍溪县塔子山下作为渡口比较有利。因为敌人沿江防守在此比较薄弱，估计敌人认为此地险要我军不敢由此进攻。于是他们当即指挥部队在后山小河边制造木船。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制造了30多只木船（每只木船可容一个排兵力）。在发起进攻前的半夜，父亲同王树声一起来到江边准备指挥渡江。木船已在前一天在山背后的掩护下，悄悄地运到了塔子山小溪口。半夜渡江的战役开始了，我父亲在山上得到王树声的电话通知已开始渡江时，就指挥已预先集中20多门迫击炮准备进行射击。当敌人发觉时，父亲即下令开炮，迫击炮一起猛烈开火，炮弹在川军的防御工事中密集爆炸，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顿时映红了整个江面。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抵抗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红军乘坐木船划向对岸，冒着枪林弹雨占领了敌人几处碉堡，胜利渡过嘉陵江。渡江后，父亲又指挥部队和各路红军一起奋勇向前，直接打到剑门关下。剑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横跨剑阁、昭化，扼川陕要道。敌人三个团长期在此驻防，壕堡密布。父亲率部密切配合各路红军经过激战，短短半日，即全歼敌三个团约3000余人，占领了关口。剑门关一失，敌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西逃窜，红军则乘胜追击。此战役历时24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成立了16个县市苏维埃政府。父亲率部进驻江油县中坝后，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没收官僚资本，补充急需的军用物质。群众拍手称快，战士们的斗志更加高涨。


  1935年长征途中，父亲常被派任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他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负责筹集粮草，一次与父亲前去一处藏族寺庙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时，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父亲就和吴部长下马，率其他一起跟随的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性。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们看到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出来，看到领头的大个子红军年纪很大，猜想一定是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感动得不得了，立刻吩咐寺庙藏民为红军筹集粮草。

  在长征中，父亲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配合朱总司令与藏族上层做了很多统战工作，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处理诺那活佛事件。诺那是国民政府委过的剿共大员，纠集了五千藏兵与红军作对，后来因土司内讧被与其有隙的头人交给红军。开始，诺那活佛的态度很坏，对红军有很大的敌意。朱总司令和父亲等多次与他耐心交谈，讲明红军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讲清红军与其它反动军队的区别。诺那活佛的具体的生活起居都是由父亲特地安排的。经过多次交谈和解释，并用实际行动证明各民族是平等相待的，诺那的态度和立场很快就有了转变，到后来还亲自教红军战士讲藏语。不久他因病在甘孜圆寂了。他的所有后事，都是父亲按照宗教礼仪和习俗一手操办的。诺那曾被蒋介石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委员，在南京还设有他的办事处。他死后，本来是国民党可以以此为借口，污蔑和攻击红军，但诺那徒弟回到南京，陈述了红军如何对待诺那如何办理诺那后事后，国民党竟连半句指责红军的话也说不出来。

  争取和转变藏军头领夏克刀登也是这样。夏克刀登是甘孜藏区德格土司的藏军头领，奉命在甘孜绒坝一带阻击红军。一天晚上红军就攻破了他的三道防线，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了腿成为俘虏。父亲多次做他的工作，与他交谈，讲述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政治主张。朱德总司令也来探视，同他拉家常，讲形势。夏克刀登的认识开始逐步提高，态度有所转变，由敌视、怀疑红军转到信服和支持红军。德格土司派使者来甘孜了解他的伤情，夏克刀登要他回去转告土司：“红军待我很好，伤好后就去回去”。在土司使者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和父亲等会见了夏克刀登与派来的使者。朱德让土司使者回去转告德格土司和藏民们：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不是国民党诬称的土匪，夏克刀登的伤好后就回去，要藏民乡亲们放心。并庄重地对他俩说：“红军的目的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百姓，我们现在不能久留，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十至十五年后，我们还会回来，那时我们共同建设美丽的康巴地区”。后来夏克刀登与红军化敌为友，并当选红军成立的博巴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为解放甘孜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为配合解放当地积极做出很大的贡献。夏克刀登从一个敌视红军的藏军头领转变成拥护和支持红军，到后了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与我父亲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解放后，夏克刀登先后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自治州副州长。

  父亲在回忆长征这段经历时说过：“如果对民族政策执行不正确，就会遭到民族的隔阂，他们就不信任我们，将来一定会受到很多麻烦”，杂谷脑寺庙遇险一事，就是因为处置不当，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和寺庙喇嘛数百人对红军对抗。当时张国焘不听我父亲的意见。红军保卫局把在杂谷脑喇嘛庙讲经的汉人简伯施和来向红军接洽的当地保商队队长桑福田当“军阀特务”一起杀掉，简是杨森把兄弟，曾当过警察厅长，后因厌恶军阀混战看破红尘出家。父亲是不同意对他俩的处置，对简伯施虽有怀疑，但是完全可以利用其解决问题。而这种处置使当地藏民和喇嘛一起占据寺庙与红军作对。当时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父亲和刘瑞龙、杜义德等人去喇嘛寺，向与红军作对的藏民和喇嘛进行宣传解释，结果就遇到很大的麻烦。他们要求放人，可俩人已被杀了而无人可放，口说无凭。正在解释时，他们就被不明真相的藏民和喇嘛包围。情况万分危急，不得已父亲他们几人和其他警卫人员果断地拔出武器冲出包围，但还是有一个同去的干部遇害。这次遇险的惨痛教训，父亲一直是耿耿于怀。


  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芦山县，在芦山县城北街天主教堂内设立了“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父亲就在指挥部里，指挥抗战救国宣传和动员工作。当时还在红军控制的天全、宝兴和芦山等县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当时当地正流行瘟疫。为解民众疾苦同时配合宣传抗日主张团结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成立“工农医药社”。救国会的同志就四处登门但拜访，动员县城的医务人员参加。在成立工农医药社时，抗日救国会还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父亲在会上说“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大家要担负起为民治病的责任”。他又说，工农医药社是为了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解除工农的病患而设立的。大家应当为济世救人而出力。抗日救国会还贴出通告，宣告“工农医药社”成立，通告说“现值隆冬，近闻城乡人民患病者固多，而我驻芦山部队亦复不少，鄙人等奉命组织“工农医药社”，愿为济世救人出力。患病就医者，赤贫不取药资，一般照价半给，富者增加。特此通告。”

  “工农医药社”由二十多人组成。抗日救国会派红军两人到社作政治工作。县里当时较有名气的“富春堂”、“全生堂”两家中药店的中医先生曾泽明、吴书云被聘为社长。药品由抗日救国会出钱购买和派人帮助收集。凡参加医药社的人，都由抗日救国会发给红布印制的证件。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工农医药社全体人员和衷共济，克服种种困难，想尽各种办法，为老百姓和红军看病治病，向红军医院提供药品。不到三个月，看病人数达一万四千余人次，制止了传染病的蔓延。当时芦山老百姓有这样几句话：“看病很方便，吃药不要钱，红军为穷人，革命好生干。”

  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父亲作为先遣队的指挥员，与许世友率领的先遣骑兵师协同行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部队经过阿坝时，一条湍急的河流，截断了前进的道路。父亲观察后认为，随军小孩和妇女很难涉水过河，于是命令交通队、教导队每人负责一个小孩或妇女，必须全部过河。他给大家说，宁可丢下一个大人，也不能丢下一个小孩，这些小孩如果丢下一个，他将无法生活，只有饿死。最后，部队和随军家属都顺利地过河。经过艰苦跋涉，红四方面军终于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