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36年到达陕北时的父亲

  2016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我父亲王宏坤也参加了伟大而又艰苦的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1935年的3月28日夜，为了实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强渡嘉陵江开始。

  父亲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率四军作为方面军第二梯队过江。然后他受命率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攻打梓潼，保障方面军主力西进左翼安全。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拂晓，三十四团以突然动作将梓潼城守敌包围，父亲率三十六团继续向西南方向运动，以一个营将路南山头寨子据守之敌围住，团主力在西南面通往绵阳的道路上隐蔽起来，等待打击绵阳来援之敌。

  梓潼战斗一打响，绵阳之敌马上接到梓潼守敌求救电话。敌人的电话线就从父亲指挥所上方经过，他命令用电话机和敌人的线接上，亲自监听绵阳、梓潼和城外西南山头三处守敌进行的通话。听见绵阳敌人告知说：“援兵就要到了。”

  父亲将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三十六团，让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中午12时，绵阳援兵来到父亲布置的伏击点，他一声令下，战士们扑向敌人。经过激战，歼敌两个营，残敌狼狈逃回绵阳。

  同时，围困山头的部队乘势攻下寨子，全歼守敌。三十四团也向梓潼守敌发起攻击，守敌惶恐万分。父亲从电话里监听到敌团长在电话中不断向绵阳求救：“我们守不住了，赶快来救援！”

  父亲听罢，对着话筒向敌人喊道：“你们的援兵已经被红军消灭，你们跑不了啦，只有缴枪投降！”

  此时，三十四团攻入梓潼城内，残敌向南面突围，三十六团及时赶到，南北夹击，将敌人全歼在城外。

  打下梓潼后，父亲他们在这里住了六七天，发动群众，几天就扩红五六百。

  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达青川，八座县城，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胜利结束强渡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

  但父亲他们当时并未想到，从此离开了奋斗两年多的川陕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红四方面军向西出动，计划占领北川、茂县、理番、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做立足点。

  父亲奉命率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六团从梓潼向西开进，他们走在最后。几天后，到达川北，在城里四军政治部的驻地，父亲第一次见到等候他的新任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洪学智将总部对四军的行动命令交给了父亲。命令要求父亲率十一师主力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向西南进发，到茂县东南的千佛山地区防御，阻击城都方面敌人进攻。千佛山阻击战很重要，它关系到红四方面军西进开辟川西北根据地的通道和掩护与中央红军的会师。
  千佛山高险陡峻，山头上有座大庙。

  父亲赶到千佛山，十一师师长陈再道的三个团已在这一带据守。父亲的指挥所就设在大庙内，庙前庙后都做了工事。

  为了争夺这里，双方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攻防战，红军打退敌人无数次大规模进攻，牵制了川军和中央军多达90余个团，约14万人的兵力，掩护方面军进入了岷江流域，迎接中央红军长征到此。

  敌机经常来袭，不断给红军造成伤亡。父亲就遇上了这么一次，十分惊险。

  一天，他刚出庙门，敌机突然向他俯冲袭来，钻工事已来不及，他就地顺着坡度卧倒。刚卧下，炸弹就在他附近爆炸，碎土崩了他一身，好险，不过没有伤着他。但他发现紧随他傍边的警卫班长却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再回头看，大庙也中了炸弹，坍塌了一角，司务长未来得及出门就牺牲在庙内。

  防御战打得异常惨烈，面对敌军火炮向军指挥所猛烈的轰击，父亲为了更好地掌握敌人进攻动向，便于指挥部队的防御，他把安危放在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爬出掩体，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山下敌人的动态。趴在堑壕里的战士们，看到父亲那种临危不惧、不怕死的的作风，深受鼓舞和感动，但也为他的安危担心。

  原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赖尚林时任军部警卫连2排长，他看到父亲这样又是钦佩，又是担忧，便和父亲的警卫员冲上去拉父亲下来隐蔽：“军长快下来，危险！”

  父亲甩开他们的手，生气地说：“别拉我，你们都给我下去！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不要干扰我！”

  就在他们防御期间，红四方面军的西进部队已于6月12日，在夹金山北麓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父亲他们从电报上得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消息后，高兴的很，按照方面军总部的要求，开始筹集衣服、布匹、草鞋、袜子等大批慰问品。许多指战员把平常舍不得穿的、用的，都热情献出来。

  7月中旬，父亲他们结束千佛山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随主力北进，走茂县。

  父亲的堂兄、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正在茂县城里专门等他。进城后，吃完晚饭，父亲和陈再道一同去见王树声。

  王树声告诉父亲：“总部来了命令，让你去当红军副总参谋长，参谋长是刘伯承，四军军长由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接任。”并让他看了命令。

  父亲看了命令不高兴的说：“这不是拿黄牛当马骑吗？”

  他认为这是陈昌浩和张国焘搞得名堂，因为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时，他曾就指挥上的问题与陈昌浩吵过。

  接着他又赌气地对王树声说：“我没文化，我干不了！你把电台、警卫连和部队都带走，给我三、四匹马，一个炊事员，其他我统统不要，我就跟着走，我也不当什么副总参谋长。”

  “宏坤啊，这样不好嘛，这是总部的命令呀！”王树声耐心的劝道。

  “我就是干不了！你们公开宣布撤我的职好了，何必这样呢？这是明升暗降嘛，就是这样的吗！”父亲不悦的说。

  王树声说：“不能这样说。”

  “有什么道理这样搞，谁到四军来能比王宏坤强？他来搞得好？我就不相信，也不同意。”陈再道在一旁也不满的说。

  王树声不同意父亲单独走，他说：“电台、警卫连你要带着，走燕门关，过铁索桥。”

  话说到这，父亲已无话可说了。他也考虑，大部队在前面走了，后面还有5、6千伤病员，及其负责掩护的十一师三十二团和一个独立团两个团。这些人必须有一个人带才行，因此，不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也不行，他也只有接受了。

  这样，父亲便成了红军的收容“大队长”。

  过了燕门关铁索桥后，父亲带领这些人经过跋涉到了芦花、黑水东南20里处。住了2天后，方面军总部来电叫他将其所带的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交给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当时已改为第三军）。

  三十二团接到交接命令后，团干部不愿交给三军团，父亲就去做工作，劝解道：“这样不好，在哪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是党的人。你们对四方面军的感情深厚，我理解，但是作为革命军人还是要服从命令，要以大局为重，识大体嘛。他们一方面军走了一万多里，损耗很大，兵力严重不足，你们过去就是补充他们，壮大他们的力量，也是壮大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对革命都是有意义的。”

  经过父亲的动员，三十二团指战员最终还是愉快地服从革命需要，由原海军副参谋长、时任四军十师参谋胡鹏飞带到三军团。办完交接事宜，三军团随即把他们编入部队。

  胡鹏飞回来后给父亲汇报：“我见到红三军彭德怀等首长，彭军长说‘我们要兵不要官，要子弹不要枪。要的我们留下，不要的你们带回去。’于是，我就把团长方和明

  和他们团营干部带回来了。”
  当时，三军团离父亲的驻地很近。第二天，父亲因事到了三军团驻地芦花，正见他们的队伍出发，就看见原三十二团的人。因两个方面军穿戴不一样，一方面军的帽子小，也矮，衣服颜色浅；四方面军的帽子大、且高，衣服颜色深，二者差别很明显，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在三军团驻地，父亲见到了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还有其第十团参谋长伍修权等人。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搞了些牛肉专门盛情的招待父亲吃了饭。在那里，父亲住了一夜，吃了两顿饭，第二天早上离开。他们的热情使父亲很感动。

  父亲带着5、6千人的队伍急需粮食，而整个红军的粮食供应由刘少奇负责，他是管粮食的主任。听说他住在芦花西面一个山岗上的镇子里，父亲就去找他解决粮食。

  父亲带着警卫排走了大半天，在下午4点多爬到半山时，只见一个中年人带着一队骑兵，几匹驮着东西的牲口从镇子里出来。父亲猜他可能就是刘少奇，连忙迎上去问：“你是少奇同志吗？”

  “我是。”

  “我是王宏坤。”

  听罢，刘少奇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哦，你就是王宏坤啊？早听说过。”

  父亲向他提出了要粮食的问题，刘少奇说：“我现在有事，你的事以后再说，再见！”就走了。

  父亲见他很忙，只好告辞离去，粮食的事因找不到头，也没办成。

  1935年8月15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开始第一次过草地。父亲则带着6、7千伤病员在芦花、黑水，草地的边缘住下待命，等着收尾过草地。这几千人有四方面军的，也有一方面军的。

  一住就是十几天，也等不到上面的开拔命令，父亲很着急。为了解决粮食，父亲派独立团去搞，但刚熟的青稞都让前面过去的主力部队早割光了，根本就搞不到了。父亲只好组织他们和能动的轻伤员去挖野菜，捡散落在地上的青稞。即使独立团好不容易搞到的少部分粮食，对这支庞大的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整个队伍都在挨饿，伤病员不断增多，又没有医药，使重伤员死了不少。路上有很多大树像大伞一样撑着，在大树底下坐着、躺着，死的一堆堆的，大都是连病带饿死的。父亲说：“从马河坝到四军政治部十几里路，一路上不远就有一个死人。一看死者是带眼镜、镶金牙的，便知那是一方面军的，因一方面军长征后期剩的干部多。再看死者穿的灰军装新，颜色深，便知是四方面军的。他们有的死在河边、树下、山边，那次饿死了很多人。”

  父亲带着后方几千个伤病员走在大部队的最后，只有一个千把人的独立团和他的警卫连在护卫，常面临当地少数民族土司武装的袭击，使他们顾东顾不了西。有一次，有七八十个伤员转移不及时，落在大部队后面得不到保护，受到袭击后被全部杀害。

  情况越来越严重，却总不见总部命令，父亲急的连续3次给总参谋长刘伯承发电报要求前进，却无回电。直到9月初，才收到总部电报，告知他们已过草地，在包座歼敌胡宗南一个师。父亲见总部已过草地，便带领后方过草地。

  过草地时，父亲只带了夹被，可草地冷得不行，只好往被子里放些草。没有干粮，只能用当地的青稞磨成粉和成像荞麦那样，用刀削成条放到锅里煮着吃。由于不习惯，吃了大半碗肚子就胀得不行。

  在草地里走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大部队，父亲十分着急，突然收到总部电报，要他找向南的向导，搞得父亲很奇怪。

  路上下大雪时，父亲见大部队冒雪从北面南下回来，先下来的是三十军。父亲见到三十军军长程世才问他：“怎么又掉头了？”

  他说：“中央已经北上了。”

  “为什么呀？”

  程世才回答：“不知道。”

  大部队陆续开下来，往南走，父亲带着后方还是走在方面军的最后搞收容。这是他们两过草地了，体力消耗极大。他们冒着大雪，一路翻越大山，战士们不时的在路上倒下。因路窄，只能把倒下的人搬到一边，队伍才能前进。看到死的人太多，部队又转来转去，加上有的部队管理不善，动不动就训人、吓唬人，一些战士特别是伤病员不愿走，感到再这么走没出路，有的就往树林里钻。于是，就派部队动员他们出来，对他们讲：“留下是不行的，大部队走后就更没出路。”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动员出来，继续上路。这样一来，部队的收容工作更困难了，带着伤病员一天只能走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才走到卓克基。一路上又死了不少人，父亲他们这支队伍从7千多人，此时只剩下4、5千人。

  父亲在小金川流域的一个镇子里住了个把星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给他的印象是宽厚、仁慈，意志坚定，始终是乐观情绪，行军时朱总司令跟父亲他们走在一起。父亲还见到了跟着总司令的罗舜初，他是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局长，行军作战都是他来安排。他见到父亲后，透露了点上面的消息，父亲也不敢往外泄露。

  到了懋功过了小金川河后，就地住了4、5天。主力抢占了天全、宝兴、芦山后，东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父亲他们继续跟在后面向南跟进。

  这时已是11月，父亲他们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又过了两道河来到宝兴县，继续向芦山城进发，住到芦山城外西面五六十里处的任家坝，在此住了一个多月。这个期间，主力部队在前面进行了百丈决战。

  就在任家坝，朱德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父亲也到了会。在会上，朱德公布了党中央从陕北来的喜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要抗日，搞统一战线，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取消第二中央，将其改为西北局。

  为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成立了川康省，傅钟为省委书记，指挥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几个县。同时成立了川康军事指挥部，父亲为指挥长，杨梅生为参谋长。父亲他们住在芦山城内，任务是发动群众、剿灭土匪，组织发展地方武装。

  他们搞了两个多月，在苏区八个县成立了地方武装，每县有游击队3、4百人至上千人不等。指挥部直属有3个独立团，4千余人，潘焱、唐凯、袁渊、李迎希分别任这3个团的团长或政委。

  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北上，向西北转移。在此前，川康军事指挥部撤销，父亲被任命为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负责指挥直属纵队的转移。

  直属纵队是临时组成的，总部为了便于指挥，带了少数工作人员走在前面，其余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等所辖机关人员，另有总医院及7、8千伤病员，都编入直属纵队，共万余人，走在全军的后面。

  他们这次要翻越夹金山、党岭山两座大雪山。为保证全纵队安全通过雪山，父亲做了精心组织准备。首先他进行了深入动员，并率领全纵队进行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组织安排，将所有的牲口集中来驮伤病员，还准备了一些抬子，将伤病员分别编成连队，安排好负责人。

  夹金山海拔4千多米，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不时有冰雹大雪降临，山风极大又猛。上一次父亲他们是从北向南爬的山，这一次是从南向北爬，比上一次更艰难，因为风是对着身上直吹，猛往口中灌。但这次他们有了经验，上去百米后大家就歇一下。但上了山梁就到了风口，风很大，行走困难，只有使劲冲过去。可有的部队不听指挥瞎走，结果到了风口，被大风吹倒一片。有的在山上休息时，因太冷点起了篝火取暖，却把手烧起了泡。

  过山顶得在上午10点前，10点之后，风就越来越大，体质弱的人一口气倒不过来就会憋死。为了抢在10点前过山顶，父亲他们头一天黄昏时进到山下，住一夜，第二天清晨3、4点时出发，向雪山顶攀爬。由于组织的好，他们这次过夹金山还算顺利。

  就在过夹金山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感人的故事。原20军政委孟克，在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回忆道：“我当时任红四军卫生部见习司药，只有15岁。因发烧，不能行走，部队要我留下，被王宏坤军长看见，让部队一定要把我带上，并指派一个体力好的战士背我过雪山。在攀爬途中，背我的战士体力透支停了下来，在雪山上停下就意味着死亡。关键时刻，只见王军长走过来，二话不说蹲下身子，背起我就走。就这样王军长背我过了雪山，才有了我今天，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王军长宽宽的背膀。”

  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父亲生前却从未对我们家人及其他人说过，直到孟克叔叔这次说出来世人才知道。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背一个普通的小战士过雪山，古今中外还未听说过，这种事也只有在人民的军队里才会发生，充分体现了父亲伟大的人性和同甘苦、共患难，兄弟般的亲情。

  过了夹金山父亲他们顺小金川，向丹巴、孚方向前进，前面又是党岭山。党岭山更高，更陡、更险，气候更恶劣，更难通过。父亲他们是半夜上山，天亮时接近山顶。因大雪铺天盖地而找不到路，问向导，向导在大雪中也无法辨认。山的一边是悬崖，路又滑，稍有不慎就会跌到无底的冰雪峡谷中，牲口过也会在山头上颤抖。突然，一阵狂风把背着行军锅的炊事员卷了下去。但指战员们不惧艰险，争相奋勇开路摸索前进。前面的滑倒，就顺势向下滑行，刚好滑在小路上，顺势滑到西面山脚。就这样，用了几个小时，全纵队通过了党岭山。到了山下，太阳也出来了，父亲他们顿时暖和多了。

  胜利翻过了这两座大雪山，父亲他们继续向西，向道孚、甘孜、炉霍方向前进。

  三十军攻占炉霍后，父亲带直属队紧随其后进了城。他们住了3、4天时，四军到了。

  这时，因许世友被撤掉四军军长，西北军委会主席张国焘找父亲谈话，要他回四军继续当军长。父亲对上次张国焘把他调离四军憋了口气，就没答应，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总指挥又分别找父亲谈话，父亲也没干，直到朱德总司令找他谈。

  朱德语重心长地说：“王宏坤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见困难就上，现在四军有困难，你怎么样？”

  朱德的话振奋了父亲，使他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巨大责任，当即表态：“我服从组织命令，立即去四军。但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四军要整编，现在6个团，经过长征这段征战，兵员已不足，我想将其整编为4个团，军直辖团，不搞空架子，取消师部，原师级干部陈再道送红大学习，陈锡联、叶道志等留下。第二、我把部队带出草地后，去红大学习。”

  朱总司令听后高兴地说：“那好嘛！”表示完全赞同。

  父亲又回到四军当军长，并马上对四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全军为6千余人。

  1936年4月，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四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父亲率领十师、十二师向西南挺进取瞻化（今新龙县）。

  4月1日，父亲指挥部队采取远程奔袭，白天急行军160里，晚上走60里，第二天，再急行军，于下午5点到达雅砻江东岸，突击队迅速抢占铁索桥，占领县城，俘敌8百余人。军部就住在县城街里北边的大庙里，在瞻化一直待到6月份。

  在此期间，他们发动群众，组建了“波巴依特瓦”藏族人民政府，筹集了大批粮食等物资，为二、六军团筹备许多毛衣、军衣、鞋袜、帐篷等物品。

  就在瞻化，4月13日晚，经人介绍，父亲和时任瞻化县妇女部长的母亲冯明英完了婚。婚礼就在军部举行，十分简朴。四军参谋长陈伯钧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后来母亲在长征途中怀了孕，1937年便有了我们的大姐长生。

  在瞻化，父母还为洪学智和张文作了媒，成就了两口子的婚姻。

  1936年5月21日，六军团在向甘孜以南的普玉隆开进中，从父亲驻地经过。为此，四军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当晚，父亲他们在军部又搞了一个“宴会”，招待六军团团以上干部。父亲与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等人第一次见了面，大家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般热情欢快。

  1936年7月初，父亲率4军军部和十师、十一师作为方面军的后卫，从瞻化出发，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

  这次过草地，父亲他们吸取了前两次过草地的教训，进行了较充分物质准备。

  有一阵子，父亲和朱德及其夫人康克清一起走了五天。一路上，朱德十分关心父亲和部队，问长问短，给他们讲形势，讲革命理想。他看到四方面军终于北上，很是欣慰。

  就在快出草地时，方面军总医院12岁的看护兵张敏，因断粮掉队一人孤零零坐在草地上没了力气。就在他绝望之际，只见一位首长骑着马与警卫员们走了过来。首长走近问他：“小鬼怎么不走了？”

  “首长，断粮了，饿得走不动了。”

  首长一听，忙叫警卫员从他的马上驮着的皮囊中盛了一碗糌粑给了张敏，就是这碗糌粑让他走出了草地。事后，他打听到这位首长就是红四军的军长王宏坤。张敏叔叔至今健在，因父亲在在世时，他未能见到而终身遗憾，他便一直在寻找我们的家人，想表达他对父亲救命之恩的感谢。

  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父亲他们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在包座休息两天后，继续北上，经腊子口、大草滩，达哈达铺。后到了岷州，在此，方面军总部任命父亲为四军政委，陈再道为军长。

  10月5日夜，父亲率十师、十一师奉命向北兼程急进，向会宁东面运动。8日，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师胜利会师。


  第二天，父亲与红一师师长陈赓一起进入会宁城。10日，在会宁城内文庙里隆重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贺电。

  二方面军也开到了会宁，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进行了大会师，这标志着红军的长征正式结束，父亲的长征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