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张云逸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1934年7月，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被派往湘赣担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以便能够在红六军团主力撤离湘赣苏区后，湘赣苏区仍然能够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发挥重要作用。部队在行军途中被国民党余汉谋军的李汉魂第三师重重围困，携带的电台机件在战斗中丢失无法将情况报告给中革军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10月10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初，张云逸奉命率小分队22人，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与进抵大庚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至此，在大庚岭游击区度过了艰苦而难忘的130多个日日夜夜后，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张云逸赶上长征的队伍后，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协助军团长周昆指挥部队，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湘江一战，红八军团仅剩一千余人，张云逸奉命离开红八军团，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军委纵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财和勘察道路等任务。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中共中央一面开会研究红军行动方向，一面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部侦察入黔道路。张云逸奉命率军委先遣队到达通道附近的下金店，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12日，他将调查的情况写信给朱德和周恩来，同时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行军路线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在黎平、猴场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红一军团在江界河、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带实施渡河。占领江界河渡口并负责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12月31日21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率工兵两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22时，朱德发出【关于红军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张云逸电】。该电指出：一、野战司令部于本日十五时到猴场宿营，决明一日现地休息一天。二、已令第二师于明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如对岸无敌，即先遣一团渡河。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工兵架桥。三、先遣队明日应随二师进至江界河附近，协同该师架桥（须多收集架桥材料），并侦察对河敌情及通珠场、遵义道路、人家、里程，附带在该地域征集资财。四、已令工兵营派土工连，由营长率领，并携带在猴场所搜集之绳索、铁丝，于明一号晨前往江界河协助架桥，并受你指挥。五、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据此，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由王耀南任营长的总部工兵营一连、干部团工兵连连夜向江界河渡口挺近，并于2日拂晓抵达江界河渡口。

  张云逸在听取了二师师长陈光、前卫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汇报后指出：追击我们的薛岳部两个纵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军委催促我们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如果我们过不了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与此同时，张云逸告诫二师应加大强渡的规模和力度。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红四团紧急动员，当日9时许，部队一举强渡成功。随后，张云逸率工兵营，在王耀南营长指挥下，群策群力，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架桥工作。

  3日，张云逸领导的工兵营官兵，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并通过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验收。随后，红一军团二师主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此通过了乌江。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加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工兵营长王耀南及其指挥的架桥部队收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也顺利渡过乌江，薛岳的八个师被甩在乌江南岸。

  强渡乌江，是遵义会议前党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至此说道：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张云逸以军事家的眼光，把架桥这个战术任务，提升到战略的层面和政治的高度来重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渡过乌江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攻占遵义，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进入遵义城，不久他接受了新的任务。10日，朱德致电张云逸等，要张云逸率部次日出发执行侦察敌情、道路、征集资财等任务，同时还要求先遣队和二师保卫人员协同进行肃清城市反动派的任务。并要求和二师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军委汇报情况。

  12日，张云逸率部经板桥、娄山关进入桐梓城，随后，他将侦察的桐梓地区的地形、道路绘制成地图报送中革军委：按政策征收了贵州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财，购买了部队急需的布匹、洋油、通讯器材等物品，同时率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将没收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号召青年踊跃参军。

  遵义会议后，张云逸兼任一局局长，但其主要工作仍是负责先遣队工作。5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等部准备于9日袭占会理城，同时决定：“军委后梯队随干部团前进，张局长（指张云逸）率前梯队一部及五军团后方仍留通安。”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先遣变成殿后。

  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少官兵因伤病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从6月1日起，朱德多次致电各军团，要求做好落伍人员的收容工作。6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率干部团上干队（由中高级干部组成的上级干部队）“沿途负责搜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殿后变为收容。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率上干队把掉队的官兵和伤病员收拢到一起，沿着军委纵队前进的道路跟进。张云逸要求上干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粮食短缺是收容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每到一地，张云逸就发动每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员去筹粮，最终基本解决了收容队的粮食问题，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

  随着伤病员的情况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最初，后面有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四营掩护，到了宝兴以后，他们就走到了后卫第五军团的前头。6月16日，张云逸奉朱德电令，率收容队进至夹金山南麓的板桥，带上棉、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于20日前后翻越了海拔4000米左右的夹金山，与军委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云逸负责军委纵队的筹粮工作。7月中旬，张云逸率军委纵队所有人员参加割麦工作，每人准备了七天左右的粮食。8月间，军委纵队开始穿越数百里的茫茫草原。途中，他遇到原红七军的云广英正艰难地前进，就鼓励他要不怕艰苦，完成北上抗日使命，实现伟大理想。

  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张云逸因身体虚弱而染上了疾病。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将自己分到的四两腊肉拿了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张云逸和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啊，可真帮了大忙了。”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18日，经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全支队共七千余人。陕甘支队于23日由哈达铺出发，向陕北前进。张云逸随部队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