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文革”的劫难，父亲伍修权感到有必要让我们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于是在1975年春节第一次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革命历程。我们也是第一次聆听了他讲述长征的艰难历程。这里只讲述长征中的几件事，以纪念伟大的长征80周年！

长征的准备和毛泽东参加长征

父亲说1933年10月，李德到苏区担任我党的军事顾问，他就被派去给李德作翻译，主要负责作战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种会议时的翻译工作。

由于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眼看苏区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坏。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过，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父亲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但是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的“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趁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不幸被俘牺牲，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因此而牺牲的。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那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历史性的遵义会议

说到长征开始时，父亲很沉痛地说，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长征开始后，特别是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险境。由于父亲天天同李德生活、工作在一起，对他的粗暴、蛮横感受很深，不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在工作上、在战斗指挥上，十分霸道，用不适合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指挥战斗，没有不失败的，还要把失败的罪责强加给红军指挥员。被博古、李德等人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父亲说，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他经常同毛泽东同行，就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交流了看法。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父亲说，周恩来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进行这些争论时，他经常在场，有时由他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不久，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父亲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同志，他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是批评博古的，因此被后人称为“反报告”。

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除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的其他发言，他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他同志也大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父亲说，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大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门口，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父亲作为翻译就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父亲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而李德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父亲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有些不济，再加上李德不断地抽烟，呛得他呼吸都困难，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父亲很严肃地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接着，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中，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父亲说，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胜利的成果。毛泽东同志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在三军团做叶剑英参谋长的助手

父亲说，遵义会议以后，经中央决定调他到三军团工作，并被任命为军团副参谋长。当时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参谋长叶剑英。

遵义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指挥的三军团忠实积极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在乌江打了个胜仗，接着出贵州，进云南。这段时间，父亲作为叶剑英同志的副手，一直同他在一起。每天一到宿营地，马上接好电话线路，电话机通常设在父亲的床头边，部队有什么情况，首先向他报告，来了电报也由他受理，一般的事父亲就处理了，不轻易打扰叶剑英。有重大情况，就马上叫醒他，由他作出决定或再向上报告。抢渡金沙江时，部队奉命在绞平渡下游几十里处的洪门渡架桥，父亲被派到执行架桥任务的十三团，作为军团副参谋长去指导架桥工作。团长是彭雪枫，政委是甘渭汉，他们一起执行了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是金沙江南岸是一片陡坡，江宽流急，架桥器材又很缺乏，部队把绑腿解开拧起来当绳子用，可是一架到江心器材就被冲跑，架不成桥，反复搞了多次都没有成功。正在关键的时候，接到军团部命令：停止架桥。下午四五点钟，部队刚吃了饭，就接到命令，军团所属各部队，改前卫为后卫，星夜赶到绞平渡过江。黄昏时开始急行军。由于天黑路窄，加之部队连日架桥，疲惫不堪，指战员们三三两两掉下队来，躺在路边休息，一倒下就睡着了。父亲带着几名通讯员，沿途动员，鼓励掉队人员追部队，自己当然更不能停。又要行军，又要不断工作，十分辛劳。拂晓前，他们终于赶到了绞平渡口。当时中央纵队已经过完，父亲负责指挥三军团部队渡江。他说：记得那时只有七条船，每船一趟只能乘十来个人，天上还有敌人飞机骚扰。靠渡口的东面有一段丘陵地带，部队在那里隐蔽待命。渡口处有一块小沙滩，部队由此分批顺序上船。一批送过后，下一批接着准备登船。登船的动作要迅速准确，时间愈短愈好，父亲是三军团中最后一批渡过江去的。以后还有别的部队，继续利用这些船只渡过江去。

过雪山草地和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几天后，部队到达大渡河。一军团夺下泸定桥，桥上已铺了木板。三军团部队及时过桥，通过泸定县城，部队由此继续向天全、芦山前进，在那里筹款备粮，准备第二天过雪山。父亲这时没有马匹，身体又很虚弱，只有警卫员和他一起走。一清早部队就动身翻山，开始时路还好走，不太陡，也比较宽，部队几路纵队往前赶，谁有力量谁往前走。走了不久父亲就落在后面了，虽然不是最后，但是大部队已经过去。快到山顶时就更困难了，警卫员同他相互鼓励，用数步子的办法来坚持。开始时确定走一百步停下喘几口气，接着再数着走一百步。以后，一百步也坚持不下去了，改成走五十步休息一次。后来又改为三十步休息一次，这时他们意识到再也不能减少了，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就只有永远躺在这里！经过艰苦的努力，估计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终于爬到了山顶。父亲说，这时心情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自己有了跟上部队的希望了；悲的是在山顶两旁的冰天雪地上躺着不少牺牲的同志。他曾经亲眼看见有的同志太累了，坐下去想休息一会儿，可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走过的同志们真是万分悲痛，又真是爱莫能助啊！爬到山顶时，人真的累极了，但是又感到突然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他说上山时是很困难的，下坡就顺利多了，劲头也上来了。虽然山上一会儿下雨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气候变化无常，他们下山却特别快，真是精神抖擞。是啊，当时他们都是不到三十岁的人，毕竟还有“余勇可贾”。越过夹金山这就是生命的胜利！是革命意志的胜利！

不久，他们到达一个叫达维的小镇。走过小木桥不远的地方，有块不大的平地，看到许多四方面军的部队在欢迎他们。在他们的后面也有更多的同志跟上来了。这就是有名的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当时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人多装备好，服装也整整齐齐。在那里，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领导人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后来知道，这就是同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的斗争。

部队从懋功出发到黑水、芦花，又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准备过草地。那时父亲腿上长了脓疱疮，溃烂很厉害。医务所的同志用镊子把脓疱挑破，把脓挤掉，又用棉花沾点硫磺膏抹抹，难受极了。幸好那时年轻、抵抗力强，在那里又休整了大约一周时间，腿上的脓疮基本好了，这时也开始过草地了。又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啊！每天行军，侦察部队走在前头，要事先找好水草少、有点树丛的地方作宿营地。父亲和警卫员各有一条毯子和一块油布，宿营时，先找些杂草垫在下面，再在上面共垫一条毯子，合盖一条毯子，顶上用绳子系起油布，搭成一个小棚子，就睡觉了。半夜里下起了毛毛雨，雨点打在脸上，惊醒了。幸好不是倾盆大雨，总算支撑过来了。后来父亲有了头骡子，但是他尽量自己走路，经常把牲口让给身体弱的同志骑。过一条泥鳅河时，水很急，深到胸口，趟水很容易被冲走。有个几十人的宣传队，都是十三、四岁的小鬼，父亲看他们仅靠自己是没有能力过河的，就把司令部的几匹牲口集中起来，让他们中的小个子骑在牲口上过河，个子大一点的就拉着牲口的尾巴过，这样速度就快些，也比较安全。过草地第四天时，父亲还碰到当时在三军团司令部工作的黄玉昆同志，他身体虚弱，已无力行军，父亲就用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了宿营地。总之，在长征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事情是数不胜数的，这也是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

当时部队减员很大，父亲就主动要求到团里去工作，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同意了，于是他去十团当参谋长，团政委是杨勇，团长叫黄祯，在到达吴起镇以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十团前进到班佑，住在牛屎棚里，有时还遇到藏族骑兵的袭击。当时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军团部时，彭总就让父亲提了几条打骑兵的办法：第一条是坚定沉着；第二条是用火力对付他们，着重打马，马的目标大好打，骑兵没有马就完了；第三是打退骑兵后不能徒步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只能用火力追击。彭总说这几条很好，肯定了他的意见。在十团父亲向各个连的干部专门讲了这几条，后来打骑兵的时候真用上了。不仅歼灭了部分敌人，还打死了一些马，使他们和后续部队吃到了不少马肉。

在巴西时，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更尖锐了。据说他发了个电报到右路军，要原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带右路军回返南下，公开分裂红军。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到了这份电报，他立即星夜赶到中央，报告了毛主席。一、三军团的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十分气愤。一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商量继续北上，父亲也在场。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毛主席反复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就同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在这场斗争中，徐向前同志立了大功。当时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红军，徐向前同志说：从来没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胜 利 到 达 陕 北

父亲说，与四方面军分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其关键一仗是突破腊子口。是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打的，他们是有功劳的。过腊子口以后，在甘肃哈达铺地区，部队进行了整编。因为五军团和朱德、刘伯承同志等都留在四方面军了，中央红军就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父亲被调到支队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部队一面行军一面作战，直到同陕北红军会合。

到达陕甘边区边缘的吴起镇时，中央红军只剩六七千人，毛主席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当他们看到“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不禁又兴奋起来，感到“我们终于到家”了。当时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就由彭德怀同志直接指挥，在吴起镇外围同马鸿逵、马鸿宾的四个骑兵团作战。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可见他对彭德怀的器重和赞赏。吴起镇战斗结束，进入保安，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宣告胜利结束。这时已是1935年10月。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是1934年10月，恰好走了整整一年，经过了十一个省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讲得十分动情，我们也听得十分感慨，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这不是一句话就能体会到的，这是用生命和热血铺就的，抚今忆昔，不胜感慨！

今年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十周年纪念；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近百年，中国的面貌至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都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又一次新的长征。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去夺取“新长征”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