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姨夫王稼祥

发布时间：2019-01-28 16:01:33 浏览： 2197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正值我们姨夫王稼祥诞辰110周年。我们满怀万分崇敬的心情，记述他在长征路上的一些故事。

带着重伤坚持长征

1933年春，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黄陂大捷后的一天，姨夫王稼祥和周恩来伯伯正在乐安县谷岗村的一座古庙里，主持召开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午九时左右，忽然敌机来袭，响起了防空号声。他们急速组织与会同志撤出隐蔽。这时敌机炸弹炸响了，周恩来伯伯忙高喊：“稼祥快卧倒”。姨夫王稼祥不顾个人安危，正送走最后一批疏散的同志，就在他转身时，又一颗炸弹落在他不远处爆炸，姨夫负伤倒在了血泊中。弹片嵌进了他的右腹部，炸伤了肠子，胯部骨盆里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经抢救保全了性命，但限于当时医疗条件，弹片没能取出，伤口没能愈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离别根据地开始长征。我们的姨夫是带着伤痛，拖着虚弱的身体，从医院被抬上担架上路的。一路上，面对敌人重重封锁，反复截击和崎岖坎坷的道路，严寒酷暑狂风暴雨的侵袭，其危险和苦楚难以形容。每天他出发最早，到宿营地又常常掉在后面。敌人来袭，别人可以疏散，他却只能在担架上呆着。夜行军就更是勘言。这一切，姨夫都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当时他的伤口不时往外流着脓血，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只能采取保守疗法，用一根四五寸长的橡皮管，一半塞进伤口，穿上丝线，外端用棉花纱布缠上，用这种方法导流脓血，避免发炎。有时骑马或步行，橡皮管就会滑进伤口，引发剧痛。无数次，医生小心替他取出排脓管时，他痛得牙齿咬得咯咯响，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但他从不呻吟一声。有时取出橡皮管时，连带着腹内的大便也随之流出来。为了安慰别人，他忍着剧痛开玩笑说：“这玩意也跑出来了，它不甘寂寞呢！”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伤口经常发炎，伤势继续恶化。在瓦窑堡，他引发了脓毒败血症，发高烧40度，昏迷了五六天，医生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这一切，姨夫硬是挺了过来。后来医学专家马海德伯伯曾叹道：“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呀！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的姨夫王稼祥拖着重伤的身体，不仅坚持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而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坚定，履行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职责，积极参与长征中各项军事、政治工作，时刻关心党和红军的前途。一路上，他坚持了解敌情，阅读战报，查看地图，找人谈问题，下决策，对敌我双方态势了如指掌。遇有战斗，他经常捂着肚子上前线参加指挥。对党中央分配的工作，竭力做好，到达毛尔盖后，为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德总司令请我姨夫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姨夫找了张国焘谈话，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三点多钟，耐心地说服，使张国焘提不出任何的反驳理由。

带伤长征的姨夫王稼祥，还关心战士亲如兄弟。分配给他的担架，他尽量少用。遇到险路他坚持骑牲口。翻越夹金山时，骑牲口到半山腰时，它伤口痛的实在坚持不住了，便下来踉踉跄跄一直爬到山顶。下山时，担架要抬，他执意不用，怕担架员太累。派给他的担架牲口，姨夫也总是让给战士们用。他的警卫员邱仁华病了，姨夫把牲口留给他用，小邱感动的热泪直淌。出草地的前一天晚上，部队露宿在小河边，半夜突降大雪。姨夫赶紧把自己唯一的一块雨布让担架员撑开，叫身边战士都过来避雨，说：“都围过来，大家挤在一起暖和。”第二天要出草地了，他见大家口粮已吃光，就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统统拿出来煮给大家吃。

姨夫对战士不仅生活上体贴，更注意从政治上关照他们。有的战士见长期行军转移，产生“革命何时能胜利”的疑虑，姨夫就耐心地给战士讲清革命道理，指出未来美好的前景，并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启发大家，坚定革命信念。

重大的战略转折

长征初期，在突破敌人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损失剩下只有三万多人了，红军的命运又一次面临抉择。

从长征开始，毛泽东因为生病，一直和张闻天、姨夫王稼祥等人在一起行军、露宿，一起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被有人说成是“新三人团”针对当时的军事态势，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改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避免全军覆灭的危险。姨夫王稼祥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明确表态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张闻天也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三人在一起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作法的斗争。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姨夫王稼祥又去找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交换意见。一路走，一路谈，指出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认为应由毛泽东出来统率部队，得到了聂总的完全赞同。毛泽东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说服工作。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也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召开了会议。会上姨夫王稼祥对博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博古的做法是硬往敌人口袋里钻，根本不对，是在瞎指挥。经过讨论，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新的作战方针。会议上作出了向遵义进发的决定。这是红军长征以来重大战略决策的转折，也是中央（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所取得的初步胜利。

关键的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准备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姨夫王稼祥是这次会议的积极倡议者。这时他的伤痛稍有好转，但身体仍然十分虚弱。

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住在遵义市新街古寺巷（今幸福巷19号）。毛泽东和姨夫住在楼上，张闻天住楼下。会议前三人进行了紧张而又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先写了一个要点式的提纲，她们三人就此逐条作了讨论，最后张闻天以此为基础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一个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20人中，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各军团负责人。姨夫由于伤病，坐在一张藤躺椅上。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先讲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开始发言，其内容基本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他的发言对博古是当头一棒。下午会议开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讲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重要特点和两个方面的根本规律，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有力的批判，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时靠在藤椅上的姨夫王稼祥坐起来发言，旗帜鲜明的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提议立即改组现实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把毛泽东同志增补到中央常委里来，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姨夫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天的会议开得很活跃。

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提出毛泽东应该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请求中央考虑。

会议期间，姨夫和毛泽东、张闻天每天吃过晚饭就在一起商量，讨论第二天的议题，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打成了共识，每天都商讨到深夜。姨夫在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厉害，从不缺席。警卫员劝他休息一天，他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

经过三天的讨论，由张闻天在“毛、张、王”三人提出的原有提纲基础上，吸取了大家的意见，执笔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次会议上，姨夫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全军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姨夫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浦、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人。”

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一再说，王稼祥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是教条主义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周恩来也多次强调了姨夫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贡献。他说：“在争论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

陈毅在党的七大期间，对姨夫的贡献曾做过这样生动的比喻：“稼祥同志好比楚汉之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也就是起了这样的重要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

高尚的品德

姨母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作为他身边最亲爱的我，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稼祥和我谈论他的功劳问题，即使像遵义会议那样的大事，我也是到了60年代才稍知端佴。“文革”中，我替他抄自述材料，那上面对此事只简单的提了一句：在遵义会议上我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姨夫王稼祥去世后，他生前长征时代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在与姨妈的交谈中，我们才了解到这些更加详细的情况。

多么高贵的品德！多么宽阔的胸襟！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无论是在党的历史过程中，还是在姨夫王稼祥的个人经历中，都是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我们的姨夫王稼祥，是个光明正大、立党为公、敢于坚持真理，有着高尚品德的伟大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