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唯我独尊,也唯我独贪,我可以名正言顺或者名不正言不顺地贪,你们可不行,我给了你们俸禄,你们还想多占,分我的羹,那我就得收拾你们。但是,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惩治腐败,他得考虑到方方面面,面对一个贪官,收拾不收拾,什么时候收拾,收拾到什么程度,那是颇费心思的。
 

    对皇帝来说,反腐败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将腐败分子刺倒,也有可能划伤自己的手。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自己坐的江山稳不稳,是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常常碰到一些通天大案,你如要查个底朝天,恐怕衙门里无好人了,于是划个界限,多少两银子以下不予追究,或者划个时间段,既往不咎了,再或者官职多少级以上都免了,这很无奈,皇帝时时考虑的是坐稳江山。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发生一起冒领赈灾的贪污大案。甘肃藩司王为禀与兰州知府蒋金迪,勾通舞弊。不管有灾无灾,受灾州县之轻重,一律按下面送银子多少而定补贴高低。各州县冒领赈济银两,层层分肥,全省官场上下舞弊,弄得乌烟瘴气。乾隆狠狠治了一把,光处斩的就一百多人。此案还没收拾干净,又揭发出山东巡抚贪纵大案,此案更是通天,如果深挖下去,差不多全山东官员都将被卷进去。领旨查处此案的正是对圣旨心领神会的和珅。这位和大人走到半路,就接到秘谕:“朕不忍心似甘肃省再兴大狱。”话说得是好听,实质是怕打击面太大,政权不稳定,关系“国体”和“圣君的颜面”,于是和大人打道回府,山东的官员闻讯松了一大口气。
 

    皇帝治贪,以政治为标准,当然也就是以人画线,自己人不能动,这是一条底线。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真敢摸“老虎”屁股,把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自己的表兄孔令侃都抓了起来。这下触到了蒋介石的底线。此时平津战役打得正紧,身在北平的老蒋跟傅作义稍作交待,即飞往上海,一下飞机就训斥小蒋:“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赶紧放人。大“老虎”一放,小“老虎”也关不住了。“老虎”一出笼,闹得更凶,三个月轰轰烈烈的“打老虎”以失败告终。自己人不能动,自己圈子里的人也不能动,忠诚是第一位的,对不听招呼的,那就毫不客气了,格杀勿论。只要忠诚,能不能、廉不廉,都在其次,只要利益相关,就是贪得满世界知道,也可网开一面。为了政治需要,有时还要使用没才的、无能的、不廉的。封建皇帝对腐败的打击是有选择的,与其说是反贪,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官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所以敬畏他。
 

    在腐败这一点上,皇帝的气味与贪官的气味相投,是个彼此彼此的问题。大多数官员当官是为了发财,这种欲望恰好是君臣雇佣关系得以成交的前提。那么,皇帝要治贪必须把握分寸。不可不塞,因为臣子贪欲也侵害皇帝的利益；不可尽塞,因为“塞则沮天下之望”,臣下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这一点,皇帝看得很清楚,请听宋太宗和宰相吕蒙正的一段对话:“上闻汴水运卒有私货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乙楫师,苟有少贩者鬻,但无妨公,不必追问。冀官物之人,无至损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若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得,曹参不扰狱事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必奸匿无所容,故慎勿扰也。”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皇上并不愿意官场上如一潭清水,官场清澈如水,不利于皇上统治。因此,他要把水搅浑。皇帝的选择性反贪,也是其统治的一种手段。统治者在处理贪官污吏案子时并不是因为贪赃枉法的事实本身,他或者是在政治上排斥异己,或者是贪得太不像话,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为求安定,杀一儆百。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才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出以重拳,希图起到警示作用。总之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基本原则都是一个,于我有利与否。这样的话,皇帝的选择性反贪,不但不能治贪,反而使腐败现象愈来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