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网】1943年秋，统治安徽的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和立煌（安徽省金寨县的前身）警备司令部逮捕了隐蔽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史谦（史迁）、詹运生（詹大权）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4位爱国志士。12月15日，惨无人道地将其全部活埋在金寨县古碑镇古碑冲傅家湾（很多资料中写成了“张家湾”）山后，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

2017年底，在“大别山惨案”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麦世法的几名亲属，几经周折联系到我们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县志档案局，表达了他们对亲人的强烈思念之情、真诚地希望能够2018年清明节前来到大别山区金寨县祭拜先烈。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地研究，随后安排专人先后两次前往古碑镇傅家湾进行调查走访，最终确定了“大别山惨案” 发生地的准确位置。

2018年3月25日，麦氏亲属和中共北流市党史办公室副主任陆世海等14人驱车行驶1500千米，跨越4个省区，来到金寨。3月26日，在我们和古碑镇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纪念麦世法等革命烈士牺牲75周年仪式”在古碑冲傅家湾东岳庙背后左侧的半山处举行。按照广西北流的传统习惯，麦氏亲属为亲人点烛敬香、宣读祭文，舞北流家乡龙狮、行“三跪九叩”之礼，场面悲壮肃静......仪式结束后，麦世法之孙捧上山坳的黄土，小心翼翼地放入准备好的红盒子里，以便回到家乡之后、了却75年来一直盼望的亲人“魂归故里”的夙愿，让子孙后代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7月3日，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建平一行再次来到金寨，重点了解“桂军”在安徽期间的抗战情况及在“大别山惨案”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相关情况。在我们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和金寨县委史志室相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王建平一行实地考察了部分抗战遗址、遗迹，召开了不同形式的调研座谈会。

在参加以上两次活动中，我对“大别山惨案”的前后经过以及牺牲烈士的大体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近日，我又搜集和查阅了大量资料，对“大别山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刘敦安、麦世法、史迁（史谦）、詹运生（詹大权）四位烈士的人生轨迹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一、“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以及日本的公开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使国民党政府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而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统治安徽的国民党桂系集团亦开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导致安徽抗战形势迅速逆转。立煌（金寨）人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遵照中央确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反顽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桂系顽固派便开始在安徽省政府和省动委会内排挤国民党左派，清洗迫害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诬陷、暗杀共产党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因抗战形势所迫，兼之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对动委会的工作曾给予大力支持，对青年工作也很重视，但在根本上对共产党防范甚严。国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发后，逐渐走向反动，对国民党左派人士极力排斥。当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波及安徽后，他便开始限制动委会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反动阶级的本质逐渐暴露。

1939年5月中旬，廖磊在立煌召开各县动委会指导员会议上，大肆鼓吹由上而下的片面抗战主张，极力反对由下而上的全面抗战路线。强调民众动员工作“要通过行政机构，在地方要通过保甲基层行政组织”，“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以后，又把动委会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为:完纳赋税、巩固法币、铲除奸商，使动委会的工作范围和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廖磊为了把动委会的领导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以“整理省动委会”的名义，排挤动委会中的进步人士，章乃器、周新民、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等主要负责人，先后被迫离皖。他们原在动委会中的领导职务，均由廖磊亲信接任。原由省动委会指派的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大多重新调派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担任。

在军事方面，桂系顽固派向新四军4支队提出很多的无理要求。后期，竟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4支队兵站的活动，并停止对兵站的一切后勤供应，使兵站人员无法正常工作，致使秘密设在兵站内的我党领导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桂系顽固派为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不断制造事端。中共立煌县委直属的金家寨党支部书记芦士勤，原是红军干部，因病自延安退伍返乡后，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1939年5月，在一次日机侵扰金家寨上空后，桂系顽固派借故地面有人和飞机联络，以“汉奸”、“嫌疑分子”的罪名，将芦士勤逮捕杀害。原汤家汇区委书记、商城县抗日挺进大队长雷维先，不慎暴露身份后，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短期内，立煌地区有5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遇害。

桂系统治集团名为加强所谓的“治安管理”，实为建立防共的精神防线，制定和颁发了“抗战国民公约十条”，实行“五家连保连坐”，严密整编保甲，调查统计户口，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1939年10月底，廖磊病故，桂系又一更加顽固的头目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和第21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保安军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到立煌就任后，进一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打击和迫害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力量。

李品仙首先将矛头指向动委会和工作团。为彻底清洗在省政府和省动委会中的上层进步人士，李品仙借“改组”动委会之机，撤销了省动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童汉璋（中共党员）等人的职务。3月，李品仙正式下令调集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和省、县各级工作团队、广西学生军到立煌“集训”，企图把工作团及动委会中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一网打尽。紧接着，他下令停发动员经费，派遣特务监视动委会、工作团，导致抗战动员工作无法开展。

李品仙为了在安徽建立国民党桂系的“一统天下”，极力推行“党政军一元化，以党统政，以政制军，以军事的推行来掩护和促进党政工作的开展”的反动施政纲领，强调“要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战，排除和打击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李品仙与反动的国民党CC分子密谋勾结，强行将有进步倾向的《大别山日报》并入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皖报》，查禁生活书店出售的进步刊物。在他的指使下，遍布立煌城乡的抗日标语、宣传墙报、壁画被全部刷掉，谓之“清壁”。在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和部队士兵中，强化法西斯理论教育，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毒素，强迫集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

桂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彻底破坏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窒息了立煌地区的抗日民主气氛，导致了立煌抗战形势的迅速逆转。

为了击退桂系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坚持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路线，保存我党的革命力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桂系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变措施。

1939年5月，中共立煌县委机关受到特务监视，时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与立煌毗邻的中共商城县委，也因抗日民主政府的解体和抗日工作团的撤离，无法开展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决定将立煌县委与商城县委合并，成立新的立煌县委，以便加强对立煌、商城两县的领导，主要工作是：整顿、巩固党的基层组织，逐步转入隐蔽斗争。

为便于设在桂系军政机关内的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鄂豫皖区党委利用广西学生军同桂系的同乡关系，把广西学生军党支部以及设在桂系“皖干团”中的古碑冲、响山寺2个地下党小组，委托给区党委所属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具体工作由广西学生军党员、青委常委甘怀勋负责，再由他单线与区党委委员张劲夫联系，这样，建立在桂系内部的地下党组织既便于开展工作，又得到了掩护。

1940年春，桂系顽固派李品仙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法西斯统治，加速反共反人民的步伐，在立煌遍设特务组织，大肆进行所谓的清查“异党”活动，由秘密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反共流血惨案。

1940年4月初，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部和其直属大队头目周香波（今金寨沙河人），带领姚国栋、胡正东到汤家汇一带清查“异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人，并将其活埋于汤家汇街后的山湾里。

5月初，国民党立煌警备司令部侦辑处长、特务头子毛天植（今金寨南溪人）带县大队100多人，到双河与恶霸地主冯道寒、冯俊卿秘密勾结，搜查双河地下党组织。5月7日至9日夜，在双河、桃岭、黄龙等地秘密逮捕我革命同志40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民抗组织的基层干部和退伍的红军战士。匪徒们为发展线索、扩大迫害面，把被捕人员关押于双河大庙孤魂祠内，对其施以通电、火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被捕同志坚贞不屈、严守秘密，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13日夜晚，在匪首毛天植的亲自监视下，除4人中途逃脱外，共产党员冯伦文（支部书记）、骆席三（区委秘书）、陆化宏等36人被活埋或枪杀于双河山附近的窑岭。这就是桂系顽固派一手制造的“双河惨案”。

1943年秋，桂系第21集团军总部和立煌警备司令部又逮捕了隐蔽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坚持大别山“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史谦以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0多位爱国志士。12月15日，在第21集团军党政总队的特务头子刘廷禄、文月夫的指挥下，上述同志被活埋于立煌县张家湾，这就是桂系顽固派制造的又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

二、“惨案”中英勇牺牲的四名共产党员

在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中英勇牺牲的有：共产党员刘敦安，系原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战干团主任教官；共产党员麦世法，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民政厅科长；共产党员史谦，系安徽省动委会总务部主任干事、省参议会秘书；共产党员詹运生，系安徽省地方银行科长，以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0多位爱国志士。

（一）沉着机智的共产党员----刘敦安
刘敦安，1908年3月17日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因家里贫穷，虽到入学年龄，但无法上学。直到11岁那年，父母才把他送进了学校。刘敦安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秀，1925年，考上了博白县初级中学。次年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转读师范班。1926年上学期，刘敦安听了博白革命先驱朱锡昂（博白人）在博中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讲演，深受教育和鼓舞。1928年秋，中共党员朱光翼(朱光易)回到博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刘敦安参加了朱光翼组织的磷光剧社，到沙河等地演出，进行革命宣传。

在博中读书期间，刘敦安不断收到在广州、上海读书的博白进步青年寄回的刊物、传单，他如获至宝、孜孜不倦地学习，并用“刘力三”的笔名在学校的墙报上传播，抨击社会的黑暗。为此，他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搜查，但他没有被吓倒，反而斗志更坚定。1928年冬，刘敦安在博中师范班毕业后，到新村小学任教，并在县城惠民小学兼课，他利用讲台宣传革命，还在新村农会组织的夜校里给农民讲课，发动群众同土豪、贪官、博白县长张有方等进行斗争。

1929年夏，广西地下党领导人朱锡昂在玉林被捕，英勇就义。1930年秋，直接指导刘敦安进行革命斗争的朱光翼在博白被反动派杀害，博白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刘敦安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在白色恐怖面前，他想方设法地寻找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于是，他同李隆等人逃难到印度尼西亚，住在爱国华侨李光前家。到印尼不久，荷兰殖民当局害怕他们宣传革命，遂对他们进行搜查，后被以“共产党宣传赤化”罪，被驱逐出境。刘敦安转到新加坡，继而到广州。

1932年，刘敦安从广州赴桂林，考入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成为师专首届生。当时，桂系军阀伪装开明进步，与蒋介石对抗，请了文化界进步人士杨东莼(中共地下党员)到师专任校长。杨校长提出“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允许学生自由阅读各学派书籍，聘请了薛暮桥、金奎光(朝鲜人)、宋笃一(朱克清)等中共党员到该校任教。他们引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刘敦安进入师专后就得到共产党员的指导，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1933年暑假，刘敦安陪同薛暮桥教授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走遍苍梧、容县、博白、思恩、龙州等县。回校后，刘敦安帮助薛暮桥整理材料，写出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由师专印刷出版，使广大读者受到启迪。后来，薛暮桥说：“刘敦安同志是我在广西师专教书时最优秀的学生。”

1934年下半年，桂系“红人”王公度等利用封官许愿或欺骗、恐吓等手段拉拢进步学生。刘敦安与麦世法、梁寂溪等革命青年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揭穿了王公度关于“红军不是革命的，要革命就是利用国民党，依靠广西当局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等谬论，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1935年2月，经友人介绍，刘敦安与梁寂溪、凌焕衡等广西师专首届毕业生到龙州国民革命基础师范学校任教(校址在今崇左县，半年后，该校并入龙州民团干校)。工余之暇，他们常在左江岸边的宝塔下商谈革命斗争和寻找共产党等问题。当时，广西地下党组织处于极其秘密状态，无法联系。他们决定由刘敦安去广州、香港找共产党员陈勉恕(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成员，曾在梁寂溪家开过秘密会议)。同时，为了开展革命斗争，决定在找到党组织之前，先与师专的反帝反法西斯同盟成员联系。

1936年1月，刘敦安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共产党员陈勉恕。陈勉恕听了刘敦安汇报在师专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强烈要求入党的愿望后，遂介绍刘敦安、梁寂溪、凌焕衡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敦安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龙州民团干校，与梁寂溪、凌焕衡组成了党支部，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受陈勉恕领导。

1936年3月，由于情况变化，梁寂溪转到梧州中学做老师，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刘敦安、凌焕衡也随着民团干校的合并，到南宁西乡塘民团干校担任上尉政治指导员兼教官。当时，该校还没有中共党组织、需要靠他们自己艰苦地开展革命工作。刘敦安到南宁不久，李宗仁联合陈济棠发动了“抗日反蒋”的六一运动。他利用广西当局高喊抗日之机，与凌焕衡在民团干校组织抗日歌咏队、话剧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公开揭露蒋介石政府对内独裁，对外妥协、卖国的罪行，呼吁人民起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挽救祖国。他还编辑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一书，宣传抗日英雄事迹。通过抗日救亡活动，把民团干校的进步爱国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继而进行党的教育，发展党员。他们首先发展麦世法入党。随后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刘敦安任支部书记。接着，刘敦安介绍张镇道、覃景秀(石山)韦若松、毛恣观、朱为流等人入党。到1936年秋，在民团干校发展中共党员20余人，建立了中共党总支，刘敦安指定杨江(路伟良)任党总支书记。1936年11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刘敦安为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共广西省军团，由刘敦安任书记，麦世法、张镇道为委员。军团负责南宁军校、民团干校、左右江武装队伍的党组织工作。刘敦安在南宁两年半时间里，尽管斗争十分复杂，他的联络站曾遭到广西顽固派的两次搜查，但他一直顽强不屈、热情而机智地工作着。

为了及时沟通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刘敦安与凌焕衡先后在南宁中山路、南国街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站，收转了陈勉恕和南委的很多重要信件，接待、掩护了很多来往的同志。他们还以自己的工资资助了来往人员。通过陈勉恕的关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李守纯到广西指导工作。1936年1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后不久，通过李守纯的关系，南委负责人薛尚实亲自到南宁确认了广西党组织的关系，从而结束了广西党组织从1932年春开始与上级失去联系的状况。与此同时，刘敦安还几次派曾世钦(曾诚)等到右江找到了韦拔群牺牲后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武装，为实现广西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恢复和重建广西党组织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刘敦安还十分重视边缘地区党的工作。1937年春，他把朱为流、李毓筹的组织关系介绍给陆川县委，在博白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同年秋，他又决定由梁溪在百色建立交通站，准备送一批党员到黔桂边区，加强与黔桂边委的联系。同年冬，刘敦安(化名陈史、陈柱)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之派，深入黔桂边地区向该边委成员传达南委关于国共合作搞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还到乐康、乐旺、伏开、卡法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还派韦敬礼到那里去参加边委、加强了黔桂边委工作。

刘敦安还十分重视保护党的领导同志。1937年春，他介绍广西省工委书记彭懋桂到邕宁县国民中学做教导干事，很好地保护了他的安全。1938年5月，到任不久的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等几位同志被广西当局逮捕入狱，刘敦安筹千方百计地集经费，通过陈大文到广州向南委报告，设法营救。后经周恩来与白崇禧交涉，黄松坚等人获释。

1937年秋，桂西游击队和广西当局谈判改编问题，刘敦安在百色参加研究谈判对策时，认为不能把部队随便调出，更不能交给国民党改编。可是，由于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的背叛，这支武装后来被国民党吃掉了。1938年，刘敦安在武汉以中共广西省军团的名义写信谴责国民党广西当局背信弃义，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和麦世法等人随广西部队到达安徽抗日前线。他和麦世法的公开身份是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中校军官，实际上，刘敦安是中共在该集团军中的总负责人。1940年，刘敦安到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地前身)任皖干训班班主任和皖干训团皖东训练班教育长，并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他在广西部队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国，联系进步国民党军官等。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为广大官兵所钦佩。

刘敦安等人在安徽前线桂系军队中工作，斗争环境是艰险复杂的，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始终是沉着应对、认真负责、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他除了为党为新四军搜集情报、做统战工作外，还积极从事掩护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等工作。1940年5月，中共立煌县委把当地60多名地下党员交给他联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并且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桂系军阀在安徽加紧了反共活动。党组织估计到刘敦安等人的处境危险，要他们及时转移。但刘敦安他们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毫无畏惧地留下来坚持斗争，顽强地与桂系军阀特务进行周旋。

虽然上级组织和刘敦安等人对其真实身份进行了隐藏，但他们热情高涨地参加抗日统战工作，仍然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时，特务分子还会刺探刘敦安。比如，以聊天为名，到刘敦安住处或办公室“串门”，借机翻查刘敦安的书桌、藏书。不过，对于这些细节，刘敦安十分小心：从不在家中或办公室存放与中共有关的任何物品。

一次，一名负责打击走私工作的何所长到刘敦安房间“串门”。刘敦安明白，这是个特务分子，于是寻思戏弄他一番。谈话间，刘敦安走到书桌旁，拿起毛笔写下了12个大字“何所长 何所长 当所长 真可敬”。见刘敦安挥毫，何所长立即上前查看，并大声念诵到：何所长（he suo zhang），何所长（he suo zhang），当所长，真可敬！念完后不禁窃喜，认为刘敦安在夸奖自己。于是，一边夸赞刘敦安的“好字”，一边“求赠送”。刘敦安欣然同意。待何所长将这幅字画在同僚前显摆时，才知道自己被嘲弄了一番。原来，这12个字说的是：何所长，何所长（he suo chang），当所长，真可敬？何所长着实被刘敦安嘲讽了一把。

危机来得十分突然！1943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立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刘敦安一同来到安徽的麦世法也参加了会议，并负责记录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蒋介石关于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部署，准备在鄂豫皖地区制造军事摩擦，袭击新四军。因为情况紧急，麦世法在会后立即派一个交通员，准备将会议记录送到新四军军部。后来有人回忆说，这名交通员被特务从身上搜出了会议记录。后来，这名交通员又受不了敌人的严刑威逼，供出了潜伏在集团军内的刘敦安等人。

于是，敌人的抓捕行动立即展开。不久，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逮捕，关押在立煌古碑冲傅家湾。其间，这些同志曾试图抢夺看守的枪支进行越狱，但不幸失败。12月15日，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敌人活埋于古碑冲傅家湾的山后。

1993年，为纪念刘敦安烈士遇难50周年，博白县为刘敦安立碑于人民公园。

（二）虎口弄险的共产党员----麦世法

麦世法，1910年3月出生于广西北流县西壤镇木棉村。父亲麦晓雨是位私塾先生，母亲是位贤良的家庭妇女。小时候，父亲经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等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大的触动，使对这些英雄人物逐渐产生了敬仰之情。

1925年1月，麦世法考入北流县立第一高小。1926年冬，考入南宁工业专科学校，后因家庭贫困而中途辍学。为了生计，1930年，他到北流民乐小学做了一名国文教师。1932年秋，考入省立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公费就读。到广西师专读书，可以说是麦世法一生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的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中共党员，他目光敏锐、思想进步，聘请了许多中共党员做教师，比如朱笃一、薛暮桥等；积极营造自由民主的学术研究氛围，允许教师讲授进步的思想理论，允许师生自由阅读进步书刊，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由于进步教师的启迪和正确引导，麦世法在这里读到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师专读书期间，麦世法与刘敦安、张镇道、叶飘萍、陈大文等进步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讨论中国的时局和中国革命的出路等问题。他们还发起组织了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通过学习和讨论，麦世法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有生命力的政党，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从而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36年夏，经师专同学、共产党员刘敦安介绍，麦世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从这时开始，麦世法由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35年2月，麦世法从广西师专毕业后，和刘敦安等人被派到广西平乐民团指挥部政工组工作。再这里，他和刘敦安等人在民团里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先后发展20余人加入党组织。同时，他还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利用他负责主编的地下刊物《新策略》和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现实》月刊，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呼吁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

1937年秋，麦世法和刘敦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随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北上抗日，转战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淞沪战役失利后，麦世法所在的部队撤至安徽驻防。

1938年4月，中共长江局把麦世法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安徽省工委，由谭光廷通过立煌县（金寨县的前身）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同麦世法进行单线联系。同年9月，麦世法调任桂系第一七二师政治部第一科科长。此时，他征得党组织同意，利用其特殊身份，在湖北黄冈地区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先锋队吸收了第一七二师政治部中的一些进步分子为队员。该组织还积极开展对伪军的策反工作。麦世法等地下共产党员以其合法身份教育了大批士兵和人民群众，增强了他们的抗日意识，鼓舞了他们的抗日斗志。

1939年春，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党委。麦世法、刘敦安等人由中共立煌市委书记李丰平负责联系。这时，麦世法已调任集团军党政干部训练班、皖行政干部训练团政治处第一科科长兼教官。上任以后，他把所获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军事部署、军械仓库分布、桂系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CC系的矛盾，以及李品仙的反共阴谋等重要机密情报准确及时地递送到中共立煌市委，再转到新四军军部。

2018年3月25日，麦氏亲属在古碑镇冲傅家湾举行“纪念麦世法等革命烈士牺牲75周年仪式”。

同年秋，李品仙接任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反共调子开始升温。为避免与桂系发生冲突，中共中央令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分批撤离大别山。但麦世法、刘敦安等人仍然冒险坚持留在大别山工作。

1942年冬，李品仙的反共气焰已十分嚣张，麦世法等人继续留在立煌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不顾组织的劝告，坚持利用其特殊身份、继续搞情报工作。

1943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到立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麦世法参加会议并负责记录。会议主要的内容是根据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部署，准备在鄂豫皖地区制造军事磨擦、袭击新四军。因为情况紧急，麦世法立即派一个交通员化装成乞丐，给新四军军部递送会议记录。不幸的是，交通员途中被国民党的检查哨发现，所带的会议记录被搜出。交通员耐不住敌人的严刑威逼，供出了麦世法等人。于是，麦世法等人很快被捕。

为了让麦世法招供，国民党对其施用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毫不畏惧，并且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敌人气急败坏，便卑鄙残忍地把他和十多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活埋于安徽立煌(今金寨县)古碑冲傅家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大别山惨案”。

1949年北流解放时，当地党委和部队首长在庆祝北流解放的大会上，公布和公祭了麦世法等北流籍的革命烈士，并向烈士家属进行了慰问。此时，家乡的父老才知道麦世法已遇害殉难、壮烈牺牲。随后，过去和麦世法共事过的知情好友和革命同志，开始在各种刊物上纷纷撰文、缅怀麦世法烈士。安徽省文史馆馆长陈明曾作《哭麦公》悼念他，诗曰：“三七烽烟认麦公，蛰惊顿开茅塞胸；纵有袤潭深千尺，难忘心底恩万钟。怒控恶莽盘古冲，夺我坚贞鬼神恸；青山长埋忠烈骨，绿水渊处幡英风”(该诗曾作改动)。

北流县党委、政府也多次组织干部和师生到木棉村慰问其遗属，缅怀先烈，教育下一代。现在的南宁市人民公园的广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记有其名，在广西党史上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原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等老革命曾多次撰文或讲话悼念他。张劲夫曾鼓励北流县为麦世法立传。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老革命李殷丹说：“麦世法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革命烈士，我们老同志都很敬重他。我们过去到北京开会，很多老朋友见面都经常提到他。他是我们北流人的骄傲！”

（三）为国理财的共产党员----史迁

史迁，原名史谦，1902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史家礼庄(原属桐城县)。父母早丧，由兄嫂抚养成人。幼年时聪颖出众，在小学时即为师友所称赞。

1924年，史迁从安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5年春，与王步文、童长荣、余大化、房斌等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铁道专门学校。1926年由共产党员李相符介绍，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与王步文等不断与留日学生中的“西巢鸭派”(即西山会议派)、“青年会”中的右派(即汪精卫派)进行斗争。

1929年夏，史迁毕业回国后，在北京与周新民取得联系，后到南浔、平汉铁路工作。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时，史迁在汉口平汉铁路局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大批青年奔赴延安。1938年，他经董必武批准，到达当时的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担任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后改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干事，负责管理财务。

期间，史迁同张劲夫、周新民、童汉章、翟宗文等一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与国民党右派骨干方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省动员委员会组织大批青年，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1940年春，桂系军阀李品仙接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后，蓄意制造磨擦，向驻扎在安徽、湖北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同时，对动委会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进行政治迫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指示在立煌工作的革命同志秘密撤至皖东新四军地区。史迁为大批撤退人员筹措经费做了很多工作。此后，史迁和詹运生、麦世法、刘敦安等经常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及其后改编为第七师提供军政情报，并储存各种物资，准备欢迎新四军进驻立煌。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安徽的桂系军阀与国民党右派互相勾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环境异常恶劣，活动极为困难，但史迁仍千方百计地进行革命活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掩护新四军干部的秘密活动，他向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请准拨款7000余元，由桐城县素孚众望的进步人士史恕卿老先生出面，在桐城县大关镇以复兴商店名义设立交通联络站；另在立煌县石稻场设立复盛商店，作为交通联络点。这些工作，对掩护新四军干部进出大别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周新民接受董必武指示，再次到立煌动员尚未撤退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早日撤出。史迁因本身任务尚未完成，未及撤走。1943年9月9日(农历八月初十)，天将破晓，史迁尚未起床，突然被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在住所逮捕。在酷刑胁迫面前，史迁始终严词拒绝，对革命事业忠贞不屈。同年12月间，史迁和詹运生、麦世法、刘敦安等10多人被活埋于金寨县古碑冲附近的傅家湾。

（四）顽强果敢的共产党员----詹运生

詹运生，真正的名字叫詹大权（1900～1943），湖北蕲春人，闰生、运生是他的乳名。1917年初考入同济医工学堂德文科，后升入医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反“誓约书”斗争中被学校当局开除，后转学至广东大学。自1927年起，先后赴湖北、沈阳从事农民和工人运动，曾任湖北省农会特派员、中共蕲春特别支部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执委、秘书长等职。全面抗战期间，先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大别山战区罗田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任职。1943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遭活埋，时年43岁。

詹大权，1900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田桥乡詹家山的一个地主家庭。詹大权在兄弟八人中年龄最小，其二兄大悲、七兄大星均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两位兄长背叛封建地主阶级、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行为对詹大权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岁时，詹大权进入父亲詹竹亭（秀才）开设的私塾；年龄稍长后转到由本县名士陈卓溪及陈筱丹任教、位于檀林河的经馆就读。詹大权天资聪颖且记忆力极强，读过的书基本过目不忘。一次，他向同村詹锦从借阅《封神榜》，仅用两天时间就看完了。还书时，詹锦从让他背诵书中的部分段落，他竟能一句不漏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旁人知晓此事后大为惊奇，其老师陈筱丹就曾对其父亲说：“令郎如此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少年立志，实为我所授诸弟子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詹大权少年时期就热爱劳动，同情贫苦农民。他的长兄詹大慈曾在何家铺开了一座炉坊（属铸造业）。后来，詹大权得知詹大慈以多种方式剥削工人，便与七兄詹大星一起去找詹大慈评理；当他们发现詹大慈正在何家铺街上的一家小店中饮酒时，两人火冒三丈，拿起酒具就往詹大慈的头上砸去。最终，詹大慈停止了炉坊的业务。因家境殷实，家人雇了挑夫帮外出上学的詹大权挑行李；途中，他和挑夫同桌进餐，从不嫌弃；遇到翻山越岭，他也会出手相助；有时他还会付给挑夫双倍报酬。他常说：穷人吃不饱，穿不暖，到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詹大权的二兄詹大悲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左派。1909～1911年，在担任汉口《商务日报》《大江报》主笔期间，詹大悲经常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积极为革命造势。辛亥革命后，詹大权跟随詹大悲到武汉等地就读，亲眼目睹了革命党人虽屡遭劫难但仍前仆后继的场景，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詹大悲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态度，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不由得对革命党人和革命事业产生了敬仰之情。

自1913年起，詹大权先后在武汉墨伦书院、上海复旦公学就读。在二兄詹大悲的影响下，进入中学后他便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17年2月，在复旦公学仅读了一个学期的詹大权考入同济医工学堂德文科。完成德文科学业后，詹大权顺利升入同济医科继续学习。

同济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同济学生会组织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声援活动，与其他高校一道掀起了上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此后，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再次风起云涌，此前因学校当局限制而一度停顿的同济学生运动也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校就读期间，詹大权不仅努力学习，还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同乡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畅谈人生理想，探索革命真理。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此后不久，詹大权和部分同学一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们每周利用一个晚上集体学习和讨论国共两党发表的一些重要文告及报刊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及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所散布的谬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团结广大同学，詹大权还参与了同济大学学生会的重建工作。1925年5月4日，同济大学学生会正式恢复，詹大权当选为学生会委员。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詹大权积极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为支援罢工斗争，他还与侄子詹亚新一起回到湖北蕲春，为上海失业工人募集了三百余银元。通过参加学生运动，詹大权与共青团中央负责学运工作的恽代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深受其信任。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和党组织的考查，1925年冬，恽代英介绍詹大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推动了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也震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宴请市警察、商业、教育等各界要人，商议采取切实措施，合力打压革命运动。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也应邀参加宴会。3月30日，学校便张贴布告，攻击和诋毁“五四”“五卅”运动，并要求每位学生以签署“誓约书”的形式保证今后不参加政治运动，否则学校将“即令退学”。

学校当局的命令立即在广大学生中引起公愤，詹大权等学生会干部纷纷拒绝在“誓约书”上签字。为此，学校当局恼羞成怒，勾结吴淞警察局、炮台湾陆军第三营等出动军警，企图以武力胁迫学生就范。4月20日，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包括詹大权、何同泽、吴鼎等在内的20名学生会干部和班级骨干。此举再度遭到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学潮。

4月25日，学校学生会在《申报》上发表宣言，并将学校当局开除学生的通告和反对“誓约书”的380名学生签名一同刊出，以揭露事件的真相。阮尚介见被开除学生不肯离校，便再次勾结淞沪警察厅，准备于26日傍晚安排军警逮捕被开除学生。得知消息后，詹大权、何同泽等在同学们的掩护下从学校后门撤离学校。

在反“誓约书”斗争中，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北京、苏州、广东等地的学联或大中学校、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救难会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纷纷声援同济学生，或谴责学校当局“通缉学生”“摧残爱国运动”的行为，或派代表慰问，从道义和经济上支持被迫害学生。

4月27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报告同济爱国学潮情况。国民党中央很快复电，赞扬了同济学生的革命精神，并欢迎被开除的学生赴广州继续学习或工作。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也发电报给学校学生会，对学生们的行为表示“极为赞佩。如来广州，可开特别班，并给予特殊照顾。”于是，詹大权、陈必贶、陈宝聪、孙鸿荣等同济学生于五、六月间分三批乘“醒狮”号货轮离沪赴穗。到达广州后，詹大权被安排进入广东大学医学院学习。其间，他经常与恽代英、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7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詹大权来到武汉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从事组织工作。其间，他多次到孝感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帮助基层干部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排忧解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湖北省农会特派员身份回到蕲春担任县农会委员长的詹大权七兄詹大星在蕲州至武汉的轮船上被叛军夏斗寅部拦截，后被杀害在江边。詹大权得知后悲痛万分。

蕲春原本是湖北省农民运动“搞得较好”的20个“重要县份”之一。后因政局突变，叛军和土匪的活动开始猖獗，当地局面也变得复杂起来。7月4日，詹大权随中共中央委员项英率省警卫团100余人奔赴蕲春开展党政军整顿工作，并接任中共蕲春特别支部书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全面整顿，当地的农民运动迅速有了起色。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蕲春豪绅勾结反动民团发动了疯狂反扑，并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根据湖北省委的紧急指示，中共蕲春特别支部立即部署全县党组织转入地下，詹大权也匿居至蕲州的张新元（中共地下党员）家中。后因叛徒告密，詹大权不得不离开蕲州并出走日本。同年12月，詹大权的二兄詹大悲与李汉俊一道被桂系军阀胡宗铎在汉口杀害。又一位兄长的牺牲使詹大权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28年春，詹大权从日本回到上海。此后，他先被中共中央派往沈阳从事工人运动，后又被派往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驻天津）秘书长。1928年底，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天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部署整顿党的组织等工作。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詹大权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安全保密工作，并聆听了多个重要报告。由于任务完成出色，他还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口头表彰。

当时的天津是国民党河北省省会，其特务机关已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1929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傅茂功（彭真）、组织部长金城（靳子涛）、已任市委宣传部长的詹大权等先后被捕，并与百余名“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虽然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但詹大权严守党的秘密，守口如瓶，致使敌人始终无法掌握他的真实身份。詹太权还利用“放风”等机会与傅茂功、金城等秘密串联，并在狱中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后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詹大权等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0年冬至1932年，詹大权分别担任中共满洲省委执委和秘书长。1933年，詹大权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不久，他被国民党上海卫戎部队逮捕，后经二兄詹大悲的好友、辛亥革命元老潘怡如营救，方得以由侄婿魏以新具保释放。由于连续遭受牢狱之灾，詹大权的身体已颇为虚弱，党组织便安排他到郊区吴淞休养。

在吴淞期间，詹大权以从事德文翻译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康德的《歌德与席勒通信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和其他中、短篇外国名著。为了编印出版，同时又不暴露真实姓名，他便在向商务印书馆交稿时给自己起了一个谐音笔名：张本权。

詹大权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并坚持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有一次，在与同乡、中共党员何定华讨论歌德的名著时，何定华对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表示了赞赏。詹大权则摇着头说，“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决不能把理论片面地说成是灰色的东西。”“毛泽东指出，要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定会变为现实，共产主义将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社会。他将范仲淹名言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当时的工作实际相结合，认为“要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就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与切身利益。意识莫高于爱民，行为莫高于乐民，是为公仆之本性。”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根据党的指示，詹大权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史迁（化名史益吾，当时在平汉铁路总局工作）的掩护下，他曾先后将大批青年学生和干部送往延安求学或到敌占区工作。同年秋天，董必武派詹大权赴洛阳协助方天逸（何定华）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和情报工作。其间，詹大权还曾赴山西临汾与八路军总部建立了联系。1938年1月，因河南形势危急，何定华被调回延安，詹大权也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他克服重重困难，为位于黄安七里坪的抗日救亡训练班输送了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包括自己的长子詹申曙、侄子詹亚新等。经过训练后，这批青年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党或军队的优秀干部。

1938年春末，詹大权奉命到大别山战区任罗田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指导员。不久后，他又被调到立煌县（今金寨县，抗战期间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担任安徽省“动委会”民运科长、干部训练处副主任及训练班主任。当时参加训练的不少知识青年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表示不满，一方面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敬佩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希望能够为抗战作出贡献。来到干部训练处工作后，詹大权积极向这些知识青年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党员同志们艰苦、细致地争取和教育工作，不少青年在干部训练处学习期间或结业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掩护我党的领导干部，并逐渐成长为战区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

1939年2月，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同时撤消。詹大权、何伟（化名霍恒德）、麦世法、史迁等与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密切配合，利用国共合作的背景和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中心立煌县顺利开展了以抗日为宗旨的农民和青年运动及其他相关工作。为了开展工作，詹大权经常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天长、六合、寿县、六安、霍山、全椒、桐城、潜山、英山、罗田、蕲春、商城、固始等地区，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和壮大。

詹大权还经常披星戴月地往返于四十里外的余家湾新四军驻皖办事处和鄂豫皖边区党委机关，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利用公开身份及场合与国民党人员周旋，巧妙地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社会力量尤其是党外民主人士，促进国共合作，瓦解顽固派的分裂阴谋，使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推动了鄂豫皖边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这一时期，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曾耍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承认新四军建制，但实际上非但不按时发放军饷，还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新四军已有两个多月未得到经费，干部、战士的生活已难以维持。驻庐江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曾多次发电报、写信，并派人到相距两百多里的安徽省政府催款，但省政府均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一再拖延。在此情况下，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不得不亲自来到立煌县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为促成谈判，詹大权与在安徽省财政厅任会计师的中共党员李人俊商议，并由李人俊出面说明省财政收入足以支付所欠的新四军经费；如不尽快解决欠款问题，就有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之嫌。廖磊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被迫答应按月如数拨给新四军经费三万元。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当年底，华中地区不断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我军后方工作人员的惨案，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奉命转入秘密状态。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下令停止安徽“动委会”的一切活动，并计划安排“动委会”所有工作人员参加集训。由于省、县“动委会”及各工作团的负责人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如果去参加所谓的“集训”，不仅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他们本人也将面临生命危险。于是，詹大权等发动各县“动委会”和群众团体召开会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表示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日。面对强烈的反对和抗议声，已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只得暂缓组织集训。

自1940年起，立煌县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化，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詹大权利用其在安徽省农民银行负责农贷工作的公开身份和有利条件隐蔽下来，深入鄂豫皖边区广大农村，秘密地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相机开展工作。其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住在塔子河（今属金寨县燕子河镇）农舍，一有空便到周围农舍走访，与农民促膝谈心。他还热爱学习，也更爱惜书籍。1941年日军入侵立煌时曾将他的数间茅屋付之一炬，他唯独对珍藏多年的德文原版书籍同时被毁而感到十分痛惜。

这一时期，詹大权还从事了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曾多次秘密接收由安徽“动委会”干部训练处中校政治教官麦世法从国民党内部收集的情报，并设法及时转送至中共皖东省委，保护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此外，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集物资，支援根据地建设。

1943年8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剿共临时指挥部，并制定了剿共计划。麦世法参加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会后，麦世法派交通员将会议内容送往新四军驻地，不料被中途截获。两天之内，麦世法、史迁、刘笃安等先后被捕，正在岳西、潜山视察工作的詹大权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押回立煌县，与麦世法等一同囚于古碑冲张家垸的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政治部。11月19 日，詹大权与麦世法、史迁、刘笃安等14人被活埋于金寨县响山寺旁，壮烈牺牲。

（注：本文参考了黄中华的《刘敦安》、林玉龙的《刘敦安：浩气起八桂，血染大别山》，史维岫的《史迁》，利来友的《麦世法》，《同济英烈（第15期）----詹大权：沉着果敢的职业革命斗士》等文章。）

本文收集整理者：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金寨县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