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的节俭，受其父亲嘉庆皇帝的影响颇深。那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九月，身为太子的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祭奠先祖，晚上住在局促简陋的沈阳故宫。嘉庆皇帝特意命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糠灯、乌拉、拐杖等物品，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祖宗创业的艰难。道光会意，从此立志节俭律己。回京后，道光即与妻子约定过简朴生活，并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为省餐费，每日下午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因路远，烧饼买回来后，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连灯油钱都省了。
 

    道光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库储备白银仅剩下2000 万两，而且虚账不少，非节俭不可。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带头节俭，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破了补补再穿，还规定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日不得食肉，嫔妃平日不得使用妆容用品，不得穿锦绣衣服。道光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内廷用款，每年不得超过20 万两银子，而前朝至少也要40 万两银子才能勉强支应。尽管皇后精打细算，但仍感入不敷出，于是，妃嫔们只好终年不添新衣，大家都穿破旧衣衫，连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
 

    道光曾明确规定：停止举行万寿节（皇帝生日）、千秋节（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节）、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有一年，因皇后勤勉贤惠，道光帝决定为皇后生日祝寿，但招待满朝亲贵重臣的不过是一人一碗打卤面，大概可创国宴俭朴之最了。
 

    道光对子女的教育，以节俭为基本立足点，曾作《慎德堂记》，告诫皇子皇孙们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应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至于儿女婚事，一概从简，总以不事奢华为度。
 

    道光接待来拜见的外臣，免不了要宴请，但菜肴真称得上“寒酸”二字。有一年，大学士长龄平定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押送京师。道光帝亲御午门受俘，下令开庆功宴筵，为免浪费，特意传旨内膳房，须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人除长龄外，还有15 个老臣，挤了两桌，大家看着桌上可怜的几样菜，都不敢举箸，生怕一动筷就见底了，让道光皇帝面子上不好看。道光皇帝不吃菜也不喝酒，只顾高谈阔论，谈了足足两个时辰，大家一口菜未吃便散席了。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爱节俭，下面的人是否也以节俭为美德呢？至少从道光一朝来看，并非如此。皇帝爱奢侈，下属是可以紧跟的，爱节俭就不行了，也许正应着那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道光帝拼命节省，下面的人却变着法子捞钱、花钱，结果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堵住两大漏洞。
 

    第一大漏洞是内务府的虚报账单。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任何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价码立即翻着跟头往上涨。无论道光皇帝多么节省，银钱还是哗哗地流进内务府大臣们的腰包。道光皇帝虽然每餐只吃四个菜，照例总要花到800 两银子。后来他改吃素菜，不吃荤菜，每餐还是要花到六七十两银子，吃一个鸡蛋就要花五两银子，而按市价，五两银子买的鸡蛋够吃一年了。有一天，道光跟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闲谈，曹振镛说他每天早上要吃四个卤水鸡蛋。道光大吃一惊说：“每个鸡蛋五两银子，你一顿早餐岂不要花两银子吗？”曹振镛怕得罪内务府官员，赶紧奏称：“臣吃的鸡蛋，都是臣家中母鸡下的。”皇帝听了，笑道：“有这样便宜事，养几个母鸡，就可以吃不花钱的鸡蛋。”当下命内务府去买来母鸡，在宫中喂养，但内务府报销的每一只鸡要花24 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
 

    据《春明梦录》载：有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时，道光看见他膝盖上打了个补丁，即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便说花了三钱银子，实际上，三钱银子差不多够买一条裤子了。谁知道光一听，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其丧尽天良，欺人太甚，打一块补丁竟然报销了上千两银子。谁知内务府大臣振振有词地说，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自然高，而且为了对上花纹，剪了几百匹湖绉，才补得天衣无缝，那价钱能低得了？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等费用也不低，总之一路算下来，好像一千两银子还算便宜的，全靠办事的人节俭才有此功。听得道光直翻白眼，无言以对。当下斥退内务府大臣，但打补丁的事以后再不交内务府干，就由后宫妃子代劳。但是，道光又是吃素，又是养鸡，又是让后宫打补丁，使内务府捞财的名目一个个减少，办事的人不乐意，就有点消极怠工了。据《春冰室野乘》载：有一次，道光皇帝想吃一种很普通的面食“片儿汤”，派太监跑去向御膳房要，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道光也就作罢，不再提此事。谁知内务府大臣又看上了这一捞钱名目，第二天早上，即奏请增设“片儿汤膳房”一所，经费为一万两白银。道光皇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须增设什么“片儿汤膳房”？但是，去买片儿汤的太监回来报告说，前门外饭馆有的已经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气得道光只有瞪眼的份儿。
 

    总之，道光无论怎样节俭，钱还是没少花，一旦不能满足内务府大捞其钱的欲望，甚至连一碗片儿汤都吃不到。
 

    第二大漏洞是官员的贪婪奢侈。道光崇尚节俭，而且特意奖赏懂得节俭的官员，企图在群臣中养成节俭的风气。据《清宣宗实录》载：有一次，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们都衣着朴素，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于是下旨，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既然节俭跟前程直接相关，官员们不得不在形式上效仿道光的做法，道光穿补丁衣裳，他们也穿补丁衣裳；道光在吃饭等花费上斤斤计较，他们也斤斤计较。官员们上朝时，往往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这么多补丁官员齐集一处，寒酸景象可真够瞧的。殊不知，那不过作秀而已。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买不起旧衣，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再加上补丁。道光皇帝眼见满朝旧衣破袍，还以为自己倡导节俭起了效果呢！

    尤为可笑的是，每日议事结束，官员彼此之间或互相哭穷，或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诸如此类。大学士曹振镛做得尤为彻底，力省每一个小钱，家中有一辆破旧的驴车，家里的厨子又兼赶车的差使，为了省一份工钱。
 

    曹学士每天早朝回来，便脱去袍褂，从车厢里拿出菜筐秤杆，亲自买菜，和菜贩子讨价还价，常为了一文钱相互对骂。一旦争不过人家，曹学士就拿出学士凭证，要送菜贩子到步军衙门法办，菜贩子一看对方原来是朝廷高官，自然吓得屁滚尿流，急忙让价，曹学士占得一文钱便宜，便洋洋得意而去。道光皇帝听了他的趣闻，非但不讨厌，反倒如见知己，经常把曹学士召进宫去，谈得十分投机。
 

    官员们的节俭，只是装给道光看的，私底下，该捞的钱一分不少捞，该花的钱一分不少花。例如，太后生日时，道光怕多花钱，下旨说，“天子以天下养，只须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千秋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因此大小臣子只须入宫行礼就行了，不送礼，不摆酒席。但相国穆彰阿表示，千秋节的一切开销都由臣民孝敬，不花内务府一文钱。道光一听挺高兴，同意了。结果，穆彰阿到各省大小衙门勒索孝敬，从一百两到五十万两银子不等，除极少一部分用于庆典外，足足捞了一千万两银子。
 

    而官员们大发横财之外，挥霍成风，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生活极其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为了吃一盘猪脯，竟要杀数十头猪，有时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不断，声色犬马杂陈其间，可谓奢华备极，超过道光所享用的百倍、千倍。假设道光知道官员们是如此“节俭”，只怕会气得吐血，幸亏他什么也不知道。
 

    一种好的风气，要靠良好的制度维持，仅凭领导的个人力量是行不通的。道光皇帝倡导节俭并没有错，但他过于依赖个人表现而非制度，非但无功，反倒养成了虚伪逢迎的风气，效果适得其反。
 

    道光皇帝兴许是读多了古书。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自身行为不端，下属肯定不会乐于听命；但自身行为端正，下属也不一定听从。君子时常被小人诋毁、嘲笑，未必能被小人视为学习榜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确实像草一样，道德根基浅薄，风吹两边倒，但风过后，草还是故态复萌，哪会因风而发生“质变”？小人一时的随顺是可能的，但因君子而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不太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轻制度、刑法而重道德、礼仪，是治道的一大弊端，贪官污吏本无道德可言，“礼”的约束力也很有限，必须用制度调整权益关系，用刑法增大“犯罪成本”，治贪才始见功效。如道光皇帝一味依赖“德治”，连身边的小人都治不了，哪治得了天下大贪？又哪能挽回大清日益衰竭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