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的普通小战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级别以上的就有260多人。许多有名有姓的抗战名将就这么被我们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黄维等人。还有很多的高级将领不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而是逃出了战场、已经走出一两百里地了，居然被我们的民兵抓住。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能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三）“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一个是对信仰的拥有，一个是对信仰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信仰。尽管现在一些年轻人以标榜自己什么都不信为时髦，但我还是想说，我没见过哪个真正成功的人，心里是没有信仰的！
 

    （四）“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还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从此重新开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统治，但是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 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五）“当时国民党高官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钱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此外还有一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五个军几十万人往江淮撤退。杜聿明认为，此事万万不可事先被陈粟知道，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以此来迷惑共军。
 

    但实际上，共产党早已侦知此事。那天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但是没过多久，警备司令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徐州。”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实际上，只有一群人能事先通知徐州银行家撤走，就是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他们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风声从最高层就泄露出去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后来，杜聿明率兵刚走了一天，就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
 

    （六）“最后张灵甫才明白，在国民党内部，部队是私产。一个军长，只要部队还在，一切都有；如果部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  什么是派系？派系就是私利集团，作为政治集团来说是最大的腐败。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陈粟为打孟良崮战役，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共产党军队围住了孟良崮，但是共产党的包围圈外围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包围圈，至少有五个国军整编师在反包围着。共产党军队两面作战，久攻不下，如果再耽误下去，就必须立即撤出战场。但撤出战场意味着什么？丧失山东解放区，这必将严重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进程。
 

    打到最后，最内圈的张灵甫扛不住了。他一直请求外部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但电报打了好几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外围的国民党整编师近在咫尺，最近的黄伯韬的一个师，离陈粟军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击了。但黄部就是不去支援，只说“打不动了”。
 

    黄伯韬军队里人员很杂，川、贵、滇军都有，还有许多杂牌军。当时他们就是抱着一个想法：“我凭什么去救你们中央军？”而且黄伯韬当时说了一句话：“听说张（灵甫）的情况不妙！不过，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于是黄伯韬谎报军情，不战反退。性格倔强的张灵甫最后只好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各位兄弟赶紧增援，我这边顶不住了！”结果他收到的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张灵甫拿着电报就蒙了，到底是谁被包围了？谁增援谁？张灵甫临死前有一句名言：“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军队内部的游戏规则，我没有掌握好。”
 

    （七）“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得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一举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
 

    解放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后勤部，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我们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大娘的炕头。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很安全。
 

    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围住的国民党集团军那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么灯光也没有，而包围圈外围全是火把。那是周边的数个省，江苏、河南、山东，约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担着担子从小路走，连夜支前。如果从飞机上看，那是什么样的壮观情形？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我常常阅读过去的史料并采访一些老人家。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当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运到淮海战场后，组织上给他发钱，让他赶紧回家，但他并不急着回去，一定要在旁边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
 

    而国民党军那边呢，士兵中有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八）“解放战争的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解放战争中，我们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基本上后面都站着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是誓死不逃的，也不需要看押。比如我们将杜聿明押到哪儿，副官就跟到哪儿。副官永远提着一个小柳叶箱，里面统统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条。但如果是共产党的将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最简单不过，没有私人财产，只有两个兜：一个兜里是笔记本，或者是有一支钢笔；另一个兜里是烟叶，里面有一支短杆的烟袋锅。
 

    我为写作而采访过一些经历过淮海战役的老百姓，他们至今惦念着一位名叫鲁瑞的共产党干部。鲁瑞是一位知识分子入伍的中级干部，能说会道，梳着分头，很有风度，大家都喜欢他。他当军事干部的时候身先士卒，打仗勇敢，可是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时牺牲了。把他抬下来之后，整理遗物，除了发现笔记本、烟叶，只不过还多了一副扑克牌。这个扑克牌现在还在博物馆里，是他自己用硬纸板做的，梅花、方块都是拿萝卜当模子抠出来印上的。在其中的有一张有几行小钢笔字，写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战役中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其中也隐藏着一段艰苦的岁月。当时西北战场非常艰苦，但是郏县是必须要打下来的，因为这是胡宗南深入解放区的一根“钉子”。
 

    毛泽东亲自为西北野战军筹粮，找到郏县当时的县长说：“我准备打三天仗，将郏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于是，县长把老百姓的口粮和所有坚壁清野找到的粮食拿出来，供军队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里的所有青苗都割了，又供军队维持了一天；最后一天，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把粮食都给了部队，自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一天，郏县被打下来了。直到现在，郏县县志还有这样一句话：“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
 

    我觉得，解放战争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但是现在，党员贪污受贿的现象屡屡发生，他们完全遗忘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共产党人永远要记住，取信于民非常重要，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