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创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之后，又经历了商朝、西周和春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奴隶制的诞生，既表明人类社会的一种巨大进步，同时也开始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自奴隶制创立伊始，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就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造成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统治者的骄奢淫乱、荒殆政务及任人不当、宠用奸佞。夏代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结果发生了寒浞之乱。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失政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重用了一些奸佞小人，其中包括“善谀好利”的费中及“善毁谗”的恶来。《诗经·巷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反映了西周时期人们对于奸佞小人怒不可遏的情绪。周厉王重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当时有人谏曰：“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不听劝阻，仍然任用荣夷公为卿士，结果发生了动乱，“诸侯不享，(厉)王流于彘。”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些国君荒嬉失政，有的“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以取乐；有的“厚赋为台池而恤政”，国人怨恨之极，以至“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卫懿公好鹤，竞使鹤享受大夫的待遇，“鹤有乘轩者”。当国有战事，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国人离心离德，不肯为卫懿公效力，甚至袖手旁观，说风凉话：“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二是统治者的严刑峻法、凶狠残暴及贪婪无度、横征暴敛。奴隶制时代的统治者视奴隶如牛马，用于殉葬的奴隶动辄成百上千。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各奴隶制国家都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夏有所谓的“禹刑”，夏桀王“疲民力，殚民财”，“率遏众力”。“百姓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愤怒呼喊，表示情愿与夏桀同归于尽。商有所谓的“汤刑”。商纣王时，“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栗”，国人不堪，奋起反抗，“相为敌仇”。西周有所谓的“九刑”。春秋时代的齐国，曾滥施残酷的肉刑，以致造成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惨况。西周及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统治集团“暴征其私”、“肆夺于市”、“僭令于鄙”、“民人苦病，夫妇皆阻”。广大劳动人民对于“不嫁不穑”、“不狩不猎”，但却不劳而获的统治者表达了愤怒的谴责：“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当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超出一定限度时，势必会激化阶级矛盾，引发政治危机或社会动荡，以至造成既定政权的倾覆灭亡。这给了奴隶制时代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统治，奴隶主阶级开始寻求达到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随着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发展完善，统治效能的日益强化，统治者为了维护一定的统治秩序，不得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待人民的反抗，仅仅依赖暴力镇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国家政权自身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廉政建设。这样，奴隶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陆续提出了一些有关廉政建设的思想主张，廉政思想便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始逐步兴起。特别是进入春秋时代之后，各诸侯国争霸战争连年不断，也大大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同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对各国的奴隶主贵族政权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奴隶制政权进行廉政建设的紧迫感，使廉政思想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