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档案馆内，现藏有两幅敕封给开州（今河南濮阳）人侯春、侯英父子的明代圣旨。侯氏父子均曾任监察御史，两幅圣旨的撰拟内容十分相似，标志着明代国家监察职能的空前强化，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监察制度的逐渐成熟和完备，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仍具有现实意义。

    侯春，开州清河头村人，永乐辛丑（1421）进士，历官浙江按察副使。其子侯英，天顺庚辰（1460）进士，成化间与弟侯侃均以孝义闻名。正统三年（1438），因德才兼备、执法严明，江西道监察御史侯春被敕封为文林郎；成化三年（1467），广西道监察御史侯英被敕封为文林郎，其妻谢氏敕封为孺人。这两幅圣旨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敕封侯春的圣旨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其振纪纲而励风俗，以弼成国家之治，厥任匪轻。文林郎行在江西道监察御史侯春，发身贤科，擢居斯职。既历岁年，式克勤慎。是用锡之敕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为名，以言为职，在明大礼而略细致，在爱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尔志，坚尔守，毋私于法，毋挠于势，毋讦以为直，毋苛以为能，明以烛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尚有显爵，以待尔成。钦哉！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命之宝”朱文方印）
 

    圣旨中传达出四层意思：
 

    朝廷高度重视监察官的设置
 

    明朝立国之初，鉴于元末吏治腐败导致政权倾覆的教训，朱元璋十分重视监察体制的建设，设置了严密的监察网络和健全的监察机制。在这个庞大的监察网络中，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分别负责中央与地方的监察，通称科道两衙门。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有助于皇帝对六部的控制。明太祖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并赋予其完全独立于行政、军事的显赫地位：“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在地方设置河南、浙江、江西、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湖广、山西、云南十三道监察御史，以维护皇权、监督百官。值得一提的是，监察御史在组织形式上虽隶属于都察院，但行使职权时却不受都察院控制，可以直接向皇帝负责。监察御史出巡回京，无论军民利病还是政事得失，都可以直言无避，从而“使一县之众必由于令，一郡之众必由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天子，则天下如网网之相维、臂指之相使矣”，发挥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保证了封建政权的高度集中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监察御史的选任程序比较严格
 

    明初奉行重典治乱世，对科道官的选任、考核、失职责任追究都非常严格。监察官的选任不仅要政治素质高、学识出身好、有工作经验，而且年龄限制在三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特殊职务还需要回避。洪武元年8月，太祖皇帝发布大赦诏书曰：“御史台、提刑按察司，巧耳目之寄，务在振肃百司，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明成祖也多次强调，“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怨，介直则敢言”，并把刚直无私、廉洁自重作为选拔监察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御史必须是科举出身，多由各部保送正途出身之司员考补，或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升授。中央一级的监察官，多为帝王亲擢。在监察官员选拔上实行举荐和回避制度，举荐人对被举荐人负有连带责任，如果被举荐人出任监察官后出现贪淫暴虐及庸懦者，要追究举荐人的责任。相比较而言，监察官员较其他官员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如七品监察御史外放为四品知府都不算超升。但朝廷对监察御史的考核也更为严格，不仅任职时要有一段时间的试用期，如果监察官员失职甚至犯罪，惩处更为严厉。《大明律》明确规定，凡是御史犯罪，要罪加三等，如有贪赃更会从重惩处。明成祖时的御史王愈等人，就因会审重囚时误杀四个无辜之人，结果被处以“弃市”的极刑。　　
 

    监察御史“秩卑任重”，甚至能“风闻言事”
 

    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古代御史的权力时说过：“监察权就是弹劾权。”明代的监察御史在机构编制上隶属于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从其职能来看，“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不但可以劾内，而且可以纠外。监察御史虽是七品小官，却有权纠劾一品大员，即便是正二品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都要接受河南道监察御史的制约监督。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监督体制，或者说监察官“秩卑任重”的实际待遇，与明朝统治者把求谏纳谏思想转化为规章制度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明初言路甚广，制度明确宣称“令科道官得以风闻言事”。朱元璋不但从制度上规定监察官可以制约皇权，而且常常这样要求监察官们：“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虽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助于社稷人民也。”因此，“风闻言事”不仅是很多官员眼中整顿吏治之良方，而且成了科道官批判朝政或擅权大臣的法宝。为了杜绝弹劾时的枉滥问题，明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风闻后的取证核实，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乱法的奸人。为保护揭发人免遭打击报复，监察官弹劾时可以隐去诉主姓名，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廓清了流弊。统治者还制定了《宪纲条例》，以法律形式对监察官严加约束，使其既不能渎职懈怠，又不能随意诽谤诬陷，否则将从重处置。因此，监察御史们虽没有表决权，却能对各级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并及时加以纠正，有效地制约和监督了权力。圣旨称“夫官以察为名，以言为职，在明大礼而略细致，在爱君子而戒小人”，正是明代监察御史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目标。　　
 

    明代的监察御史属于高危职业
 

    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要求监察御史恪尽职守，另一方面又在每个官员头上悬挂着一把利剑。统治者恩威并施，不仅能刺激监察官们忠于职守的热情，而且对于整个明代的吏治整肃与官场风气变化都是大有裨益的。圣旨要求“其益端尔志，坚尔守，毋私于法，毋挠于势，毋讦以为直，毋苛以为能，明以烛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即要端正态度，恪尽职守；不能徇私枉法，不畏强权阻挠，不把揭发别人短处当做正直，不把待人严苛当成有才干；行事光明磊落，勤勉修习不懈怠。这就说明监察御史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种种阻力，甚至危及其生命安全。
 

    监察官在执法过程中，除了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各级权贵的打击报复，就连赋予他们权力的皇帝也会成为最直接、最头疼的难题。明初茹太素与朱元璋在一次便宴上的诗酒唱和，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朱元璋赋诗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这位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的监察御史，曾因上书内容过长而挨板子，带着脚镣上朝办过公，最终仍未能逃脱“坐法死”的命运。在明代，刚正不阿、视死如归的监察御史不乏其人，洪武朝的王朴、正统朝的顾佐、武宗朝的张钦、世宗朝的邹应龙等都是这一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天顺以后更是出现了监察官争相“振风裁而耻缄默”的美谈，以至清初修《明史》时只有那些纠正皇帝错误、指陈时弊、论劾大臣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十里长亭相送成为被贬出京御史的荣幸，朝臣仗义执言能迫使皇帝放弃对监察官的惩处，这是一个时代的荣光。所以，辽东御史侯英才会因疏劾中官名噪一时，“四方想闻其风采，历升都察院副都御使”，当士大夫中有人在朝野中公开诋毁他时，三原王公恕反而向朝廷强力推荐他。侯氏父子二人，四十年间两进士，三十年内两监察御史，均被敕封为文林郎，亦为千古佳话。
 

    廉政建设是社会公众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探讨监察御史在整个明代监察机制中的职权范围、分工、选任、考核管理等内容，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组织机构的健全是监察工作正常化的前提，监察工作正常化又是推动行政工作的必要条件。其次，明确的职权分工和完善的监察制度，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最后，选用德才兼备的监察人员和实施赏罚分明的监察举措，是凝聚社会人心、培养廉政氛围的重要手段，是防止监察官执法犯法的有效途径，更是持之以恒搞好廉政建设的有力支撑。（作者 杨波 文学博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