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廉政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同敌人展开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已就如何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 　　
 

    “三湾改编”首创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政治平等和经济民主的观念在全体官兵中深入人心。 　　
 

    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组织部队向南退却。但由于秋收起义部队中的一些旧军官留恋所谓“三金五皮”（金戒指、金牙齿、金边眼镜和皮鞭、皮带、皮靴、皮挎包、皮枪套）的气派和“四菜一汤”的生活，所以内部仍然充斥着一定的军阀习气。那些高高在上的官长，把打骂士兵视为常事，导致官兵关系紧张。加上强敌前堵后追，部队一路艰苦作战，伤员不断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条件太过艰苦不辞而别，有些人因伤病而掉队，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仅剩不足千人。1927年9月29日，在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在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增补了前委委员后，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开展群众运动；五是开展士兵政治教育。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关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陈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叙述：“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此外士委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必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放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这又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民主化在部队蔓延。 　　
 

    这样一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自身利益得到了保障，革命热情被大大地激发起来，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增强了。部队中出现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关系，旧式军队沿袭下来的做法被彻底摒弃。曾经担任营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回忆说：“那时候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那种习气作斗争。”王紫峰也回忆道：“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管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士兵委员会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奠定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原则的基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人心作用。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军政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军民一心官兵一致共渡难关成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自觉行动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当年的井冈山，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基本上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井冈山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是空前的。首先是吃饭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成了大难题。尤其是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有三个师九个团，加上妇女和娃娃，突然新增了上万人。这在“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其次是缺少冬衣冬被。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这个报告是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部队的冬衣问题，一直到1929年1月部队出击赣南闽西的时候都没能解决。再次是日用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谈到经济问题，感叹地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这是当年红军官兵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吃苦，勤俭节约，依靠军民一心官兵一致共渡难关。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陈毅1929年9月1日在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的那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就是当年红军官兵一致生活的真实记录。 　　
 

    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渡过由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和危机，毛泽东、朱德领导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军需工业，开辟红色墟场，组织熬制硝盐，发动官兵挑粮，创办造币厂，设立公卖处，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处处率先垂范。以挑粮为例，毛泽东当年35岁，朱德42岁，他们处理完繁重的党政公务后，带领年轻的红军官兵，每次来回上百里，亲自背粮、挑粮上山。刘显宜少将回忆起毛泽东当年参加挑粮的情景时就说过：“1928年冬天，毛泽东同志跟我们红军战士一起到茅坪一带把粮食背到大井贮备起来。那时没有米袋，也没有其他袋子，大家就把裤子扎起来装米，然后放在肩上背回来。”脍炙人口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实行严格的纪律，严惩违纪行为，使党政军各级工作人员廉政建设警钟长鸣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酃县毗邻的荆竹山。24日，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这三条纪律简朴而又易懂，迅速成为全体官兵的自觉行动。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4月3日，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和颁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严明了部队的纪律,有利于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与此同时，边界党和红军还开办党团训练班和工农干部培训班，加强教育引导。湘赣边界特委于1928年5月和10月，在茅坪步云山、象山庵等地，举行过多期党政干部培训班，通过给党员上课、印发学习材料、组织讨论等形式进行教育，有针对性地摆问题、谈认识，帮助他们铲除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对于发生的各种腐败现象，边界党和红军都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例如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县葛田乡向农民买猪，谎称没有带钱，就把猪赶回来。这件事被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立时向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作了报告。事情被查实以后，红四军军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认为古某严重违反纪律，应当受到严厉惩罚。处决古某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宁冈县查处了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是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洋；二是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染指被关押的土豪女眷。案件查实后，工农兵政府立即撤销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使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红军反腐倡廉的决心。 　　
 

    井冈山的斗争只有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到建立红色政权、分配土地，再到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困难，都是围绕着边界群众的根本利益来展开的。而且，通过加强对广大苏维埃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真正建立起了干部廉洁自律的、群众信得过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党和红军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 　　
 

    井冈山斗争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廉政文化建设活动，更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孕育和培养了红色区域干部廉洁自律的作风，在当时斗争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作者肖居孝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