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康熙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他曾多次讲道：“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治之贪廉”。在整顿吏治方面，康熙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严格官吏考核制度 
 

    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方法。考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考察则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种。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只是从考察中分出了京察、大计两法。历俸三年考满，对在朝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为京察，对地方其他官员的考核称大计。顺治至康熙初年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战事频繁，对官吏的考核一方面没有时间上的保障，常常因故停考；另一方面即使进行考核，也多流于形式。如康熙三年考满，结果定一等称职者甚多，无法显示差别，反而激发了官吏们的钻营之心。对此，康熙帝下谕吏部：“都察院近日内外文武各官考满一等二等甚多，岂无一才力不及不称职者？此后各部直隶各省文武官员考满，将三年之内，某官所办某事，察明保奏。若考过一等二等官员，不能称职者，事发之日，将考核时具保之官，一并治罪。”然而，“自行考满以来，大臣上疏自陈，不过铺张功绩，博朝廷表里羊洒之赐。至堂官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钻营奔竞，弊不胜言”。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康熙帝认真整顿过去的考核制度，考满与京察、大计并用，开始严格考核官吏。明确规定，凡大计定为“卓异”者，必须确实符合“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仓库亏空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有起色”等条件。到康熙晚年的三十多年里，大批不称职的官吏及时受到处理，有1500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职调用，1500多人因“不谨”和“罢软无为”而被革职，2600多人因老病而“休致”，500多人因贪酷被惩处，也有700多人因廉洁能干受到表彰。康熙帝按制度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严格纪律，奖惩分明，对防止官吏腐败，提高官员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完善官吏考选制度 
 

    清代入仕有“正途”之分，由科举而做官的为正途，是当时官员队伍的主体；凡贡监、捐纳、荫袭、吏胥迁秩而进入官场的，则统称为杂途。相比较而言，杂途人员来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康熙帝认为，要澄清吏治，重视选拔，就必须对杂途人选作适当的限制。于是规定：汉官非正途者，虽经保举，亦不准参与吏部考选；捐纳、贡生不得与正途出身等同考选。为了避免在考选中徇私隐情，对京官三品以上及地方总督、巡抚子弟，也规定不准考选。康熙帝还针对上级官员在推荐保举属官中的请托、结党，批示吏部议定：凡督抚滥将属官保题留任补用，或在京九卿等官保举人员有贪婪事发者，均得将原保举官纠察处分。 
 

    三、完备和创制引见、陛辞、出巡、密奏等考察方式 
 

    康熙帝对委任的一般州县官、题补武官、被参官员保举人员等都予以引见，“亲验补授”，当面指示。还让被任命的地方督抚、司道及武官四品以上官员离京赴任前向他告别，叫陛辞。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于乾清门陛辞，康熙帝召徐至榻前。徐旭龄对康熙帝的信任和重用深表感激，并虔诚地计教治漕方略。康熙帝叮嘱说：“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已率属，官吏自不为奸。”“尔可益励勤恪，安辑军民，以副联委任至意”。徐旭龄向康熙帝提出一套禁止陋规、节约不必要开支的方案。康熙帝鼓励说：“此等应行事宜，尔到任后即具本来奏，朕自允行。漕河事务原属一体，凡河工有关漕务者，尔便宜行事，不必推诿。其属官贤否，宜从容细访，廉察得真，方可入告。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劝；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惩。至于待属吏，勿致过刻，伊等各有难处，尔若平心待之，则下吏皆悦服矣”。 
   

    康熙帝还利用出巡的机会考察官吏。不仅有南巡，还有北巡、西巡。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的目的就是“体察民情，周知吏治”。十一月十一日南巡至淮河沿岸的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莅任以来，并无善状，且多不谨处。”邵甘辩解说自己是满人，“不免为众所忌”。康熙帝了解到邵甘怠政确实，立即给予其撤职处分。康熙二十八年初，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回京后，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任免了一批出巡所过地方的文武大吏：杭州“副都统朱山康劣且老，着解任”；漕运总督“马世济有疾，且才具庸常，不能胜任，可以原品休致，随旗上朝，其总漕员缺，着将董讷补授”；靳辅“于河工似有成效，实心任事，克著勤劳，前革职属过，可照原品致仕官例，复其从前衔级”。 
 

    康熙帝出巡视察既面见各级官员，了解政务情况，更注重与民众接触察访实情。他曾讲道：“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康熙帝在出巡亲察过程中还经常把他发现的带倾向性的问题加以剖析，给众官吏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提醒。 
 

    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实情，康熙帝希望有一批贴心的大臣能把了解到的情况直接向他如实报告。这个办法到雍正朝时被进一步完善为一种密奏制度，也叫奏折制度。康熙帝讲：“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他认为允许密奏本身即可对官吏产生约束之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省矣”。 
 

    此外，康熙帝还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对文武大臣进行勤廉教育。他多次对臣下讲：“朕惟致治雍熙，在于大小臣工，悉尚廉洁，使民生得遂。内外满汉文武官员，各守职责，必律己洁清，屏绝馈遗，乃能恪共职业，副朕任使”。“人臣服官，着重康耻之节；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各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可患不治平？”他通过诏谕、谕旨、训示、廷议、密折朱批等方式的廉政勤政教育，对文武大臣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警示作用。 (作者 吴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