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的本意就是检查督促。《周礼.地官.乡师》里说“逐治之”，其“治”就是指监督其事。西周时就设置了调查民意的询问官“小司寇”和察访民风的采诗官“遵人”,有专“掌谏王恶”的“保氏”还任用小宰协助冢宰纠举违失。可见，早在周代就有了专门监督官员行为的部门和人员。 
 

    从秦朝开始，便设立了御史大夫，其地位仅次于丞相，“位上卿，银印表绶，掌副丞相”，主管弹劾、纠察以及掌管图籍秘书，并参与机要。在御史大夫之下设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专管监察。在内廷中监督百官并保管档案的，称侍御史；派往各地监察郡县的，叫监御史，又叫郡监，掌握监察郡治，直隶于中央御史中丞，是中央政府派驻监察地方官吏的监察官。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监察系统，并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步发展完善，在我国基本沿用了两千多年。 
 

    汉代的监察制度之严与监察机构权力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相当突出的，它强有力的维护了汉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在汉代专门设立了御史台，又叫御史府或兰台寺，专司弹劾之职。唐代一度改称为隶政台，后又恢复旧称，明朝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清朝继承了这一体制。 
 

    在汉代最高监察官是御史大夫，其地位之高，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这一制度被唐宋王朝继承下来，直到明代才被废弃。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官，亦称御史中执法。这个官职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其权力非常大，常使“百僚震肃 ”。 
 

    汉文帝时发现“御史不奉法，不失其职，乃遣丞二”。（《职官十四》）。可见，当时就有双重监察，也就是说，包括监察机关在内，也要接受监察。 
 

    汉武帝时，将本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名叫“刺史部”，以后都以州为名，故称“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一员，直属御史台，其职责有六条，其中心任务就是监察地方官吏（包括其子弟）、地方豪强有无“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怒刚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劾暴，剥截称元，为百姓所疾”；“苟阿所爱，蔽贤宠顽”；“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等等不法行为。（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注引《汉官典职仪》），在各郡中，郡太守又派出督邮到各地督察县乡，这是一种监察职员。 
 

    汉代还非常重视京城政治安定，特备设立了“司隶校尉”一职作为京城及京城周围的监察官，可以纠察、弹劾包括丞相在内的京师官。司隶校尉在皇帝面前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一样有专席座位，被成为“三独坐”。如果在某地出现重大案件，皇帝还要派出有生死处置大权的特别御史去处理，称为“绣衣御史”或“绣衣直指”。 
 

    历史上不乏优秀的监察官，江淹、包拯等他们大义凛然，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谱写了一曲曲浩然正气歌。东汉有一个桓典，出任侍御史，执法极为严正，无所回避，甚至无所顾忌，桓典经常乘骑一匹骢马，当时京师洛阳流行一首歌谣：“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这一历史故事被收入《后汉书》本传中，后来便以“御史骢”为赞扬御史执法不苟的典故。 
 

    览古鉴今，我们发现古代监察机制和对官吏的有效监督，仍对今天的纪检监察以及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独立履职，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监察系统的垂直体系。韩非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可见，监察机关如果没有实权，操作起来就会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尚且同级之间的监管还不得畏首畏尾，何况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监督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实现垂直领导，监察官才会有职、有权、有位、有力。从历史上看，无论周秦，还是西汉，最高监察官地位甚至与宰相不相上下，各地方监察官的地位也是“见官大一级”，对于那些皇亲国戚或京师高官的“老虎屁股”自然敢摸，而不乏有被绳之以法的案例。 
 

    第二、畅通言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作用。《论语》里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古语又云“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可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古代把群众举报叫做“风闻”，这个“风”指民间。“风闻”一词就是既指民间传说，又指群众举报。《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诏里说：“今端右可以闻风奏事，依元熙旧制。”宋代学者洪迈所著的《容斋四笔》卷十一《御史风闻》里。“风闻奏事”，实际上就是御史等监察官从各方收到的群众举报，它并为举报人的姓名保密，既保护了百姓，又让贪官污吏提心吊胆。2009年中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全国举报网站，可谓是一项与时俱进的重大举措，重视举报，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应该得到首肯，并企望继续坚持、完善和发扬光大。
 

    第三，抓主抓重，要把监察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上。俗语说：“当官千里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权利和地位，往往给一些贪官提供了一个鲸吞国家财富的机会和条件，“权力”和“权利”作为近义词说明，打击以贪污受贿为主的经济犯罪，应该是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梁朝江淹在兼任御史中丞期间，它不谓权势破获了一帮官吏“赃获巨万”的重大经济要案，因而使“内外肃然”，他也成为千古彪炳的优秀监察官。
 

    第四，严于律己，不断加强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论语.子路篇》），可见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尽职履责的成效。早在北魏时代，就有文明规定：如果群臣有罪，未被纠劾，最高监察官御史丞便为渎职，是要免官丢乌纱帽的，唐代时，为了防止御史滥用权力，又规定让尚书省对御史的纠察弹劾工作进行监督，有所制约。《旧唐书.职官志》载，尚书仆射对于“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子”。宋代则规定，御史上任后，要恪尽职守 ，直访不法，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果一百天之内不能提出弹劾，则要受处分。金代规定得更为严厉：“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一等科之。”并明文规定要严惩执法犯法者。由此可知，当一个称职的监察干部并不容易，首先政治上要清醒，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在其位谋其政，要谋好其政；其次是要具有熟练的业务技能，有为才能有位；再次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可知法犯法，否则就辜负了党心、民意，必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系天水银监分局纪委书记刘虎诚）
 

    监督的本意就是检查督促。《周礼.地官.乡师》里说“逐治之”，其“治”就是指监督其事。西周时就设置了调查民意的询问官“小司寇”和察访民风的采诗官“遵人”,有专“掌谏王恶”的“保氏”还任用小宰协助冢宰纠举违失。可见，早在周代就有了专门监督官员行为的部门和人员。 
 

    从秦朝开始，便设立了御史大夫，其地位仅次于丞相，“位上卿，银印表绶，掌副丞相”，主管弹劾、纠察以及掌管图籍秘书，并参与机要。在御史大夫之下设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专管监察。在内廷中监督百官并保管档案的，称侍御史；派往各地监察郡县的，叫监御史，又叫郡监，掌握监察郡治，直隶于中央御史中丞，是中央政府派驻监察地方官吏的监察官。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监察系统，并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步发展完善，在我国基本沿用了两千多年。 
 

    汉代的监察制度之严与监察机构权力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相当突出的，它强有力的维护了汉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在汉代专门设立了御史台，又叫御史府或兰台寺，专司弹劾之职。唐代一度改称为隶政台，后又恢复旧称，明朝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清朝继承了这一体制。 
 

    在汉代最高监察官是御史大夫，其地位之高，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这一制度被唐宋王朝继承下来，直到明代才被废弃。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官，亦称御史中执法。这个官职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其权力非常大，常使“百僚震肃 ”。 
 

    汉文帝时发现“御史不奉法，不失其职，乃遣丞二”。（《职官十四》）。可见，当时就有双重监察，也就是说，包括监察机关在内，也要接受监察。 
 

    汉武帝时，将本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名叫“刺史部”，以后都以州为名，故称“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一员，直属御史台，其职责有六条，其中心任务就是监察地方官吏（包括其子弟）、地方豪强有无“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怒刚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劾暴，剥截称元，为百姓所疾”；“苟阿所爱，蔽贤宠顽”；“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等等不法行为。（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注引《汉官典职仪》），在各郡中，郡太守又派出督邮到各地督察县乡，这是一种监察职员。 
 

    汉代还非常重视京城政治安定，特备设立了“司隶校尉”一职作为京城及京城周围的监察官，可以纠察、弹劾包括丞相在内的京师官。司隶校尉在皇帝面前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一样有专席座位，被成为“三独坐”。如果在某地出现重大案件，皇帝还要派出有生死处置大权的特别御史去处理，称为“绣衣御史”或“绣衣直指”。 
 

    历史上不乏优秀的监察官，江淹、包拯等他们大义凛然，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谱写了一曲曲浩然正气歌。东汉有一个桓典，出任侍御史，执法极为严正，无所回避，甚至无所顾忌，桓典经常乘骑一匹骢马，当时京师洛阳流行一首歌谣：“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这一历史故事被收入《后汉书》本传中，后来便以“御史骢”为赞扬御史执法不苟的典故。 
 

    览古鉴今，我们发现古代监察机制和对官吏的有效监督，仍对今天的纪检监察以及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独立履职，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监察系统的垂直体系。韩非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可见，监察机关如果没有实权，操作起来就会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尚且同级之间的监管还不得畏首畏尾，何况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监督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实现垂直领导，监察官才会有职、有权、有位、有力。从历史上看，无论周秦，还是西汉，最高监察官地位甚至与宰相不相上下，各地方监察官的地位也是“见官大一级”，对于那些皇亲国戚或京师高官的“老虎屁股”自然敢摸，而不乏有被绳之以法的案例。 
 

    第二、畅通言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作用。《论语》里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古语又云“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可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古代把群众举报叫做“风闻”，这个“风”指民间。“风闻”一词就是既指民间传说，又指群众举报。《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诏里说：“今端右可以闻风奏事，依元熙旧制。”宋代学者洪迈所著的《容斋四笔》卷十一《御史风闻》里。“风闻奏事”，实际上就是御史等监察官从各方收到的群众举报，它并为举报人的姓名保密，既保护了百姓，又让贪官污吏提心吊胆。2009年中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全国举报网站，可谓是一项与时俱进的重大举措，重视举报，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应该得到首肯，并企望继续坚持、完善和发扬光大。
 

    第三，抓主抓重，要把监察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上。俗语说：“当官千里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权利和地位，往往给一些贪官提供了一个鲸吞国家财富的机会和条件，“权力”和“权利”作为近义词说明，打击以贪污受贿为主的经济犯罪，应该是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梁朝江淹在兼任御史中丞期间，它不谓权势破获了一帮官吏“赃获巨万”的重大经济要案，因而使“内外肃然”，他也成为千古彪炳的优秀监察官。
 

    第四，严于律己，不断加强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论语.子路篇》），可见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尽职履责的成效。早在北魏时代，就有文明规定：如果群臣有罪，未被纠劾，最高监察官御史丞便为渎职，是要免官丢乌纱帽的，唐代时，为了防止御史滥用权力，又规定让尚书省对御史的纠察弹劾工作进行监督，有所制约。《旧唐书.职官志》载，尚书仆射对于“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子”。宋代则规定，御史上任后，要恪尽职守 ，直访不法，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果一百天之内不能提出弹劾，则要受处分。金代规定得更为严厉：“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一等科之。”并明文规定要严惩执法犯法者。由此可知，当一个称职的监察干部并不容易，首先政治上要清醒，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在其位谋其政，要谋好其政；其次是要具有熟练的业务技能，有为才能有位；再次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可知法犯法，否则就辜负了党心、民意，必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系天水银监分局纪委书记刘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