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贫苦，深感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残害。他说过一句话:“官非真儒，吏皆奸吏。”意思是说，官吏没有一个好人。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的皇帝，他连宰相也不要，大小事务都得由他这个皇帝亲自处理。但中央政府可以不要宰相，下面层层官府，总得要有官吏办事，不然成什么官府呢?他也有办法治吏。一是坚决打击。他是著名的杀功臣的皇帝，被杀的那些功臣的罪名主要是造反，也少不了贪污腐败之类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规定官吏不得下乡，只许在县城里待着。这个决定有些奇怪，也许是他认为不让这些官吏下乡，就不能残害百姓了。那么，那些收粮、派差役之类的事怎么办呢?一概委派乡下的年长者去办理，他觉得这些长者生性敦厚，是不会残害百姓的。这些人称为“粮长”，也叫“乡官”，没有品级，却有极大的权力，收粮、派差役都要靠他们。 
 

　　朱元璋这样做有没有减少贪污腐败现象呢?没有，只是贪腐者的重点有些变化，那些农村的年长者变成了乡官，也一样鱼肉百姓，后来都成了村中阔佬。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要和县里的贪官污吏相勾结。总之，朱元璋的那套办法并没有起作用。 
 

　　从唐代中期开始，江南地区就是历代皇朝的税赋重地，也就是“军国费用，取之江南”。但到朱元璋的重孙子明宣宗的时候，江南地区成了欠税大户，单是苏州一地，逋赋(欠税)竟达三年应缴的总额。明宣宗不得不派了两个能办事的官吏去治理，一个是周忱，去当南直隶巡抚，另一个是况钟，去当苏州知府。 
 

　　况钟不是科举出身，他是吏员出身。他办事精明，深知吏员的种种陋习，也深知吏员对处理好政府事务的重要性。他到职以后，就着手从整治吏治开始。他到苏州以前，皇帝给了他敕书，有直接向皇帝奏报的特权。他到苏州以后，并没有马上宣读敕书，而是假装糊涂，听任那些吏员胡作非为，自己在暗中观察。在掌握确凿证据后，才宣读皇帝敕书，将恶行严重的几个吏员在府衙中当庭捶死，又开除了几个庸碌无能的吏员，其他吏员也就老老实实地办事了。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后，况钟认为当地税额太高，又有大量制度性漏洞，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贪腐现象。人民不堪负担纷纷逃亡，导致土地抛荒，赋税长期不能足额上缴。他和周忱一同向朝廷奏报，要求减轻税赋;又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堵住贪腐的漏洞，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原来农村中收粮没有标准量器，那些乡官便“大斗进，小斗出”，大肆贪污。向农民收粮以后，又没有粮库，就堆放在乡官家中，也没有收支账目明细。农民缴的粮食作为漕粮运往京城，为了补足运输中的损耗，又要农民“加耗”，加耗也没有标准，常常是加耗超过正粮。所有这些混乱现象，方便了乡官贪污腐败。针对这些情况，况钟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一是由周忱出面，请工部颁发“铁斛”，也就是标准量器，解决了“大斗进，小斗出”的问题。二是各县建立“水次仓”，收到的粮食集中管理，明确管理责任，并建立“纲运簿”，记明收支情况。三是建立“加耗折征例”，明确加耗标准，并逐年减少。他还建立了“济农仓”，把缴纳漕运加耗后剩余的粮食、向富户劝借的米，以及清理豪富侵占绝户田租的米，统一储藏起来，在年成歉收时贷给贫民。《明史》上说，况钟采取了这些措施后，江南地区“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欠”，社会风气有很大好转。 
 

　　读了这一段明代历史，我有很多感想。出身贫农家庭的朱元璋，关心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对官吏贪腐行为的痛恨也是深切的。但作为帝皇之尊的他，只是嘴里骂骂“官非真儒，吏皆奸吏”，动手杀杀人，却不能真正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他提不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也就不可能在反对官吏腐败方面有所成就。况钟虽只是一个吏员出身的知府，他能保持清廉，又深知吏员腐败的种种手法，所以到苏州不久，就洞悉恶吏的种种罪行。当堂捶杀腐败的吏员，仅此一项并不足以改变社会风气，腐败现象还可能出现“前仆后继”。况钟作风深入细致，重视调查研究，提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这就使吏员行为有规范、种种腐败行为有所减轻，因而受到人民的称颂。 
 

　　对反腐倡廉，要进行思想教育，要严格惩治犯罪的人，也很需要重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建设。这是这一段明史给我们的启示。(陆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