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继承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强调：“民者，国之本也。”他认为：“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至于如何才能安民?朱元璋首先分析了民之所以不安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衣食不能给足，加上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过度榨取，造成百姓的极端贫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他指出：“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穷困而国独富安者!”因此，他认为，只有设法发展生产，并减轻剥削，使老百姓衣食给足，摆脱极端贫困的状态，才能求得民安而国治。他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这是朱元璋借以争夺天下和维护统一的重要政策，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战争期间，明令严禁滥杀无辜。朱元璋曾经总结“混一天下”的经验说：元末群雄之中，“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蠢。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的确，朱元璋在战争期间奉行“克城以武，戡乱以仁”的原则，经常明令约束部下，废除元蒙苛政，禁绝滥杀。他告诫诸将领说：“元运将终，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鼎革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之日，毋肆焚掠，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据《太祖纪》载，他每听到诸将攻陷一地而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在他的明令约束下，诸将领颇能注意这一点。如胡大海就说：“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正是由于朱元璋严禁滥杀，他的军队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拥护，“人心日附”，势力迅速壮大。所以朱元璋以“不嗜杀人”作为成就帝业的重要条件，并非虚言。
 

    其二，发展农业生产，开辟衣食之源。朱元璋指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衣食足者，在于劝农桑”，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国之急务来抓。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天下初定，民财力俱困”的实际情况，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调整土地关系、奖励垦殖荒地、推广屯田、兴修水利、提倡种桑植棉、实行赈灾救贫等措施，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保证农时，他还注意“简兴作，节徭役”，在1382年下令：“自今凡有劳民之事，必奏请而后行，毋擅役吾民也。”
 

    其三，轻徭薄赋，均平负担。朱元璋认为，“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贫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强调要把赋役剥削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而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榨得一干二净。他统治前期的田赋，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五勺，以当时亩产量最低一石论，不过三十税一。虽然苏州、松江、浙西等地官田的田赋较重，但它实际上是合田租与赋税为一，当作别论。至于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年农闲时到京城服役30天，这比元末大为减轻。后来，他又下令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编定黄册和鱼鳞册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并重新整顿徭役，“凡百科差，悉由此出，无复前代纷更之忧”，从而减少了地主逃漏赋役，农民免去税存、课役畸轻畸重的现象，起到了均平负担的作用。朱元璋还说：“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他多次下令减免地方租赋，并令有司查访贫民无田者，给以衣食屋舍。他还告诫诸将，“蓄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严禁军队扰民，“自损其衣食之本”。
 

    其四，废除元朝的苛政律法，以宽治民。1369年，朱元璋召集群臣询问元政得失。有人说，元朝以宽得天下，又以宽失之。朱元璋说：“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于元季君臣，其失在于“纵弛”，而不在于宽。在他看来，治民原则应当是宽而勿纵，宽而有制。所谓宽，就是要废除元朝的苛酷律法和政策。他说：“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因而力主对“旧政不便者除之”。例如，元统治者滥施连坐法，朱元璋下令说：“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另一方面他又说：“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敝矣。”宽而有制的原则要求人们“各安其生”，“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人人安分守己，为国家“应役输租”。“宽而有制”在理论原则上表现为礼法兼施。“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往昔圣人就是以德刑二手教育万民的。朱元璋说，“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天下大治，“然圣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为善而无恶，共乐天下之乐，故又张刑制具以齐不从者。”作为统治手段，朱元璋既坚持用“三纲五常以示天下”，也重视刑法，他认为德化“必以五刑辅弼之”。他说：“从吾化者，抚之；外吾化者，绳之。”凡不从教化，须绳之以法。在他看来，法和礼互为表里，“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礼制德化宣示其外，张刑制具才是真实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律法虽不似元代苛滥，但其严烈程度较之唐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五，整肃吏治，抑制豪强。朱元璋深知，官吏苛剥，豪强横暴，是造成百姓极端贫困的一个致乱之源。因此，在他统治期问，大力整肃吏治，抑制豪强。
 

    朱元璋安民为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能看到起义农民的巨大威力，从而把“安民”视作“治之本”，宣布要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并且确实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这种见识和胆略是难能可贵的。它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安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当然，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