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治吏之严酷，可谓历史上首屈一指。明初，朱元璋急于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可是任用的官吏“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他们凌暴盘剥，贪虐待民，徇私灭公，无所不为，直接影响和破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虽然朱元璋经常谕告百官，“导引为政，勿陷身家”，但是官吏们竟然无视上谕，“往往不依朕言”，照旧为非作歹，“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甚至连代表皇帝监察百官的御史也公然枉法，“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决心严整吏治。他说：“若不禁止，民何以堪!”“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严整吏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严密法网，以重刑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把元政之失，概括为“纵弛”二字，提出了治世用重典，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主张，并付诸实践。他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刑政者，救弊之药石也。”朱元璋以重典治贪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严峻，法网严密，二是法外用刑。朱元璋认为，唐宋以来，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例，胥吏易为奸弊，所以他在1369年命中书省定律令。他说，定律令“本欲除贪”，故不能“一事两端，可轻可重，使贪猾之吏得以因缘为奸”。可见朱元璋定律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贪奸和治贪奸。1371年，他下诏：“自今官吏有犯赃者，罪勿贷。”1385年10月，他颁布了《大诰》，之后不久，又颁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朱元璋在《大诰》序言中说：“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还接连颁布了大量的峻令。诸峻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当时律、例、令三者并行，不仅法网严密，而且立法严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条款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此外，朱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对贪奸之官吏施以酷刑。赵翼说：“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1385年，他规定：“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民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此外，还有捶楚、刖足、挑筋、去指、枭首、凌迟等重刑。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惩处贪官污吏最严厉、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当时，对贪官污吏，无论其官位高低，亲疏远近，一经发现，穷究不舍，严惩不贷。如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江浙富豪相勾结，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他便借此惩一儆百，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达“数万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破家的官吏、豪强更不计其数。
 

    其二，治吏以惩戒教育为主。朱元璋说：“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育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戒二诰，颁不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刑用重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朱元璋以《大诰》为教材，“皆颁学官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对全社会进行普法教育。为了防范皂隶吏卒残害百姓，他还对吏员的家眷进行劝谕。他说：“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薄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总之，朱元璋以“重典”作为手段，“取决一时，非以为则”。目的是使全国臣民畏法、守法，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
 

    其三，鼓励民众赴京告奸。朱元璋在《大诰》里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民众可以“连名赴京状奏”，持诰赴京，甚至可以将害民之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持诰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拦，即使没有“文引”，也要放行。否则，官吏“族诛”。朱元璋试图借助民众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这样的规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许民持诰赴京告奸，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民众拥有制约官府的权利，并给予这种权利以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朱元璋许民告奸的前提是皇权的绝对权威，强调皇权对民众利益的庇护，其实质仍然是由君主制约臣民，而不是民众自身权利的体现，说到底不过是比较高明的治吏术而已。
 

    由于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使明初的吏治比元末有所改进。《明史·循吏传序》中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此话虽不免有夸大之词，但吏治有所澄清，则确实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