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认为，“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他说：“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他还举了元世祖和元顺帝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来证明：“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惰荒淫，天厌人离，遂至丧灭。”既然勤谨与否关系如此重大，所以每一位官吏都要认真思索，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万万不能大意。他多次训诫各级官吏要兢兢业业，克勤克慎，要“居安思危，处治思乱”，切莫贪图安逸，苟且职事。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严格，他认为：“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朱元璋在勤谨为政方面的确起到了表率作用。他即帝位后，总是兢兢业业，亲自临朝预政，不仅日视三朝，还“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据《天璜玉牒》载：他“四鼓而兴，未明而朝，日昃始罢。稍间辄与诸儒讲论经史，晡时复听政，至昏乃还宫。降寒甚暑，未尝少变。体或不豫，亦强出视朝。凡有陈论者，无问卑贱皆引见。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朱元璋自己也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畅，或度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真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朱元璋十分重视自己在廉政中的表率示范作用。他说：“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他认为君主“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者也”。他证之于史道：“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梁肉于犬豕，致怨于神人，逸豫未终，败亡随至。”作为一国之君，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宫廷及全国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禁奢侈，行俭朴，必须防微杜渐，以身为天下先。1368年8月，他命侍臣在造皇车、制御服时，不要用黄金装饰，而把黄金换成铜。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吝惜这点黄金，他严肃地指出：“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他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躬行节俭”的思想，而且还坚决把它付诸于自己的生活现实。如：1364年陈友谅被消灭以后，江西行省把陈友谅的缕金床送给朱元璋，他观后对侍臣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并让人把它打碎。1376年，负责营建皇宫的官员将其图样送给朱元璋过目审定，朱元璋把其奢华部分去掉，并对侍臣说：“唐虞之时，宫室内朴素，后也穷极奢丽，习尚华夷，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欢之乐，朕决不为之。”1398年，他在遗诏中还告诫：“丧祭仪物，毋用金玉。”
 

    朱元璋不仅自己节俭，而且严格要求皇室成员和群臣以勤俭朴素为宝，以骄奢淫逸为戒。皇后马氏，平居俭朴，常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1398年，朱元璋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斥曰：“骄奢若此，岂不暴殄!”同年又谕工部移文诸王，不许私有兴作。为了根除奢侈铺张之风，他命令群臣：“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勿令不足。”总之，朱元璋一生躬行节俭，率天下以俭之道。正如明史专家孟森所说：“太祖惟率先恭俭，而后立法以整齐一国，则人已以朴为荣，以华为辱矣，况复有法令在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