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认为进贤与纳谏是关系到治国成败的两个重要因素。他说：“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在进贤方面，他十分推崇贤才的作用，认为：“致治之道，在于任贤。”“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举不足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弱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为之辅也。”那么，朱元璋是怎样使用人才的呢?
 

    第一，不拘出身、资格，“惟才是与”。他说：“官人必举世族，则有志者不得上达多矣”，认为以出身论人，势必会抑制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历史上的明君都不以出身论人，“如伊尹在草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廷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出身固不拘泥，资格亦不可用为升迁官吏的唯一尺度。他提出：“资格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当不次用之。”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可以破格提拔。他还强调：“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有些亲属做了官，他总是反复告诫他们：“汝毋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
 

    第二，知人善任，不求全责备。朱元璋说：“人之才能少得全备。”“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又说：“任人之道，因才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用人是否得当，关键在于知人。能够燮理阴阳、调和鼎鼐的宰相，未必能兴兵布阵，攻城掠地，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的武士，也未必就是元戎之才，只有因才使用，才能各得其所，发挥特长。朱元璋对于部下的才能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因才授职，使他们各得其宜。如徐达娴于韬略，“中正无疵．
 

    昭明乎日月”，即以元戎，领兵阃外；常遇春“当百万众．摧锋陷坚”，使用以为先锋。其他儒士或参赞戎机，或治理地方，或运筹粮秣，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朱元璋特别提出要大胆使用犯过错误的人才。在他看来，犯错误人皆难免，“若有过能改，则志乎善者，可以录用。”不然的话，“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
 

    第三，胸无城府，用人不疑。凡是有点作为的帝王都懂得：君视臣如手足，臣亦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亦视君为寇仇。用人不疑，则人人尽力；用人疑之，则离心离德。故而在朱元璋的大半生当中，都能做到胸无城府，用人不疑。他认为：“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以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在戎马倥偬之际，有许多儒士武将来投靠他，他都相待以诚，用之不疑，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如他在攻金陵(南京)时，擒元将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瞑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日：既活我，又腹心待我，何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安徽安庆)，多先登”。洪武年间，有一名御史攻击陶安，“太祖曰：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尽职乎?”遂黜而不用。以后又规定：凡告发不实者抵罪。不信谗言，任人不疑，这无疑是元末其他群雄做不到的。
 

    第四，老少参用，共成政理。朱元璋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建立合适的官吏年龄结构和发挥各个年龄阶段官吏的特长问题。他说：“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老年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吏得人。”他还说，“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朱元璋的这种思想是很新颖的。由此也可看出他用人的精明。
 

    第五，赏罚公平，不问亲疏。赏罚公平，一视同仁，则臣下同心同德；厚此薄彼，以亲间疏，则臣下离心离德。朱元璋对于这点非常注意，凡是违法乱纪、倚势横暴者，一律严惩不贷，即使是自己的亲戚也毫不宽宥。如驸马都尉欧阳伦违令私贩茶出境，朱元璋大怒，赐其死。如果说在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的封建社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话的话，那么，朱元璋的举动可说是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