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网】被誉为中国人民军队“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被称为红色经典第一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均为广大军民所熟悉，但是它的形成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扑朔迷离。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显著标志。从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条纪律”，到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再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训令》以命令的形式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固定下来，前后经历了20年、最终才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应该追溯到1927年9月9日爆发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之初的指挥机构分为两条线，一是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中心是长沙；二是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的江西秋收起义，中心是江西修水。由于两线指挥，彼此不接头、信息不畅通，没有形成组织核心，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从而导致起义指挥不统一、军阀思想严重，致使起义失利。9月10日毛泽东到达江西铜鼓后，两线并成一线，成为湘赣边秋收起义，会师浏阳文家市，改变起义攻占长沙的初衷，转战湘南。

1927年10月中旬，部队“三湾改编”后，决定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部队在行军和助民过程中不少战士偷吃老百姓的红薯。在打土豪过程中又有不少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特别是部队在上井冈山途经遂川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袭击，部队被冲散，战士们又累又饿，部分官兵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行为散漫、不听指挥，偷吃“老表们”的东西，甚至乱拿百姓的东西。

对此，毛泽东心急如焚，同时，部队上山后又将与王佐、袁文才领导的绿林队伍相结合，因此制订铁的革命纪律，是关系这支队伍生死存亡的关键。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部队与下山来迎接工农革命军上山的王佐队伍会合时，在井冈山荆竹山的雷打石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是行动听指挥；第二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前往湖南桂东策应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3月30日到达沙田圩。由于当时工农革命军队伍中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和旧军队过来的人，同时，由于部队创建的时间短，既没来得及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来得及形成系统的军纪体系。在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官兵游击习气、军阀作风和小资产者的习气严重，作风不正、纪律松驰，不时侵犯群众利益，打骂体罚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军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75页），加强军队纪律教育、规范革命纪律已成为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当务之急。

1928年4月2日夜，春寒料峭，毛泽东夜不能寐，想到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想到秋收起义以来建军的经验教训，想到工农革命军中经常发生的和禁而不止的不良行为，他迅速叫起宠物、挑亮油灯，彻夜不眠地将前几个月曾经讲过的、但未系统成文的军纪逐条修改、反复斟酌，把给基层党员干部讲过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把第一条中“行动听指挥”改为“行动听命令”，将第二条“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从而，形成了我军系统的军纪。

1928年4月3日在沙田圩老虎冲，毛泽东向全军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全体官兵，没有纪律就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扳着手指逐项进行解说。

当时的三条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初，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挺进时，部队战士在野外随地大小便，在村溪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由于战斗频繁，在军队中俘虏也不断增多，于是，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增加了“解手找厕所、不搜敌兵腰包”的内容，并写进了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章程》中。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并确定下来，并成为人民子弟兵的纪律。此后，随着情况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内容又不断的有所变化。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以红四军政委、军长的名义联名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指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乐为。故凡违反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4页）。

1947年10月10日，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这时的《三大纪律》是：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调戏妇女；7、不损坏庄稼；8、不虐待俘虏。

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就以命令的形式在全军得到了统一，成为了我军的铁的纪律。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曲谱选择、歌词编写和教唱传唱的历史经过

可以这么说，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红色经典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但是真正把它谱上曲、编成歌并使之广泛流传、唱响全国的却是诞生在大别山区、奋战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

那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撤离鄂豫皖后，国民党又集中了15个师又32个旅约20万兵力继续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为了方便行动，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的郑位三只和秘书长程坦及道委干部刘华清等10余人一起行动，形势非常危险。

1934年，程子华受派遣，从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向郑位三和程坦等人传达中央指示。接触过程中，程 坦从程子华那里了解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有关内容，并被它的通俗易懂和丰富内容所吸引，于是他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和队伍建设的需要，就就想以此编写一首关于红军纪律的新歌。

为什么说是新歌呢？因为在此之前，鄂豫皖苏区已经有了两首关于红军纪律的歌，一首是《红军纪律歌》，一首是《土地革命成功了》。程坦在编写新歌时，感到《土地革命成功了》的唱调好记、节奏感强，具有很强的军歌气质。于是，他就采取“用旧曲、填新词”的方法，借用《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进去，创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在刘华清的协助下，程坦他们把这首新歌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去教唱，那独特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一下子就吸引了广大官兵、受到了热烈欢迎。

后来，程坦等人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行军之余便教大家唱这首歌。于是，这首歌就随着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一路飘扬，直到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组建红十五军团后，已经是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并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刊登在红十五军团编印的《红旗报》上。歌词是这样的----

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

第三没收一切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

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

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

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

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

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

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

倘或把这规则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决不饶。

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

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

1935年11月，在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战士们演唱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吸引了红一方面军的广大官兵，大家纷纷学唱起来。

后来，这首歌就迅速地在红军队伍中传唱开来。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常常以是否会唱这首歌来辨认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各部队印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进行了统一规范，并要求部队“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训令的内容，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了修订，最终确定的标准歌词一直传唱至今。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红色经典的选曲、编词和教唱、传唱过程中，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和感人至深的故事，读起来不仅十分有趣，而且使人深受教育。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程坦是谁？谁能证明这首歌的原作者就是程坦？

（程 坦 同 志）

程坦，原名程宗寿，1907年4月生于大别山区河南新县箭厂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租种田地为生，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25年，他参加了鄂豫边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乡苏维埃主席。1932年到1934年，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程坦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协同郑位三等坚持根据地工作，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冬，他举办了各区乡便衣队骨干训练班，使便衣队蓬勃发展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便衣队成为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助手。

程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39年到1942年，程坦任豫鄂边区特委书记时，他根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针对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和抗日独立第六大队所处敌、伪、顽三面包围的恶劣环境，提出统战、防敌、游击三条主张。1944年冬至1945年，程坦患重病休息，1946年2月到延安就医，1947年至1948年冬，先后在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山西晋城五师留守处参加整党，1949年春任鄂豫区党委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程坦历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革命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交通工业部、内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尽管如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歌的最初作者就是程坦，仍然不为人所共知。

1973年的3月，程坦病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国务院发来的干部履历表上“有何著作”一栏思绪万千。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著作权的问题，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革命品质的表现见证。于是，他就下了决心，口述了给周总理的信，如实地报告了他在红十五军团工作时编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的情况。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调查很快开始了。直到1980年前后，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等领导同志先后向中央写了证明材料。调查工作最终得出结论：程坦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的原作者。1981年《解放军歌曲》第三期重新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并明确注明“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这一些，在《刘华清回忆录》里也有详细的记载：1932年，鄂东北道委驻在红安天台山，政治部秘书长程坦(黄安人)找到时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黄安人)，建议把将黄安歌谣《红军纪律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例结合起来，再配上当时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子，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两人经多次商量修改后定稿。1934年10月20日，鄂豫皖省委在七里坪刘家湾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正式登台，歌曲高亢、激昂，节奏感强，唱出了军人的威风。从此，这首歌曲就在军中逐渐被传唱开。

三、红二十五军不仅唱得好、而且做得好，是执行军队纪律的模范。

俗话说，唱得好不如做得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用来唱的，更是用来做的、用来执行的。唱得好不好，关键要看执行得好不好。在这方面，红二十五军做出了表率、堪称模范。早年，红二十五军就有一条“不准吃鸡”的纪律。

那是在1933年郭家河大捷的时候，因为红军纪律严明，鄂豫皖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在家中高兴地贴出了“白军来了鸡犬不宁，红军来了鸡犬不惊”的对联。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知道后，指示红军：老百姓越是称赞红军纪律严明，红军越是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只有如此才能顺乎民心！从今往后，要在红军中形成一条纪律：谁也不准吃鸡！

红二十五军不准吃鸡的纪律由此开始。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战士们也始终如一，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南后才有所变通。

红二十五军不仅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严格遵守纪律，就是在长征中，也是走到哪里就将严明的纪律带到哪里。1935年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陇东回民聚居地区兴隆镇，军政委吴焕先就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专门制订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他告诉大家：过去我们有过不许吃鸡的纪律规定，现在必须改一下，就是不准在回民地区吃大荤，也绝对不准把剩余的大荤食物，偷偷摸摸地带入回民地区。在军政委的号召下，部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自觉地清理掉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冲洗干净。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明了部队的纪律，不仅消除了通过这一地区预想的阻力，而且得到了群众拥护。部队离镇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设立香案、摆上油果，为红军送行。马青年等一些回族青年还参加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常有回民群众结队相迎，为红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

毛泽东主席后来率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同样受到了这样的热烈欢迎。见此情景，毛泽东主席查清原因、极为高兴，连连称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走出去的红军纪律严明，留在鄂豫皖坚守大别山的红军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身，即使在最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部队仍然没有放松纪律要求。红二十八军在游击战争中，仍明文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买卖要公平，一切缴获要归公。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支英雄部队的前身正是当年从鄂豫皖走出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原突围出去的新四军第五师。邓小平在光山县北向店提出：要在大别山站住脚，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邓首长坚决维护纪律的行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刘邓大军以大别山为新的起点，迅速地进进战略发展，取得了解放战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刘 华 清 同 志）

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针对不同对象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知道吗？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个是针对人民军队制定的；另一个则是针对党政干部制定的。这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政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另外还有一个针对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能就有很多同志不大了解、甚至闻所未闻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主席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胡乔木所拟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的这些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是那么简洁明快。

毛主席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20%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主席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主席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本文参考了简奕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响在大别山”、马国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响50年的军歌”以及旗帜日刊、中华魂网刊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奇身世”等文章）。

作者（收集整理者）：胡遵远、李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