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洋山人，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梅洋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名列第一。历官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不久，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擢监察御史。

江春霖从小就熟读经史，敬仰诸葛亮、包公和海瑞的公正廉洁，立志：“我志在四方，如果不当谏官，怎么能实现我的抱负呢？”

清朝末年，权臣营私舞弊，祸害百姓。他不顾自身安危，五任御史，先后上疏68件，评议时政，弹劾权臣污吏。从庆亲王奕劻父子、军机大臣直到都御史，被他指名道姓的就有15人。其中，专摺严劾袁世凯“交通亲贵、把持台谏”等十二条罪状，朝野震动。因而被誉为“古今第一御史”，“光绪、宣统以来谏官第一人”。1910年2月再参奕劻，触怒朝廷而被罢职。江春霖以其大无畏、独立特行、为民请命的精神，敢于批龙鳞，捋虎须，实现了他作为监察官“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行于奏牍”“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的志向。

“雪貌冰姿冷不侵，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这是江春霖表明心迹的自白诗《咏水仙花》。江春霖虽早丧偶，仍不续娶，即使一涉贪官员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连夜上门送给他做续弦，也被他愤然斥责轰走；在朝为官十分的自律，一直秉持三不原则：一不添置田产，二不兴盖房屋，三不蓄养奴婢；为官期间，把母亲、夫人和弟弟全家留在老家，过着十分清贫艰苦的农村生活；自己亦生活俭朴，自理炊事，常以笋干佐饭。辞官出京之日，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筐而已。全御史台知其贫而廉，大家凑集二千两银子为他送行，以表临别敬意，江春霖却以诗婉辞不受，诗中“俸余只剩卖书钱”是其十几京官、两袖清风的真实写照！

江春霖回莆田时，县城人士超过万人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时莆田县令说：“自从明朝黄仲昭因直谏朝廷耽于逸乐、粉饰太平，触怒了宪宗朱见深被廷杖回到莆田时，莆田人曾在这里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之后，五百年过去，此种盛况今天再次见到”，“足以代表真正民意”。

回到莆田的江春霖在关心民众疾苦的同时致力发展地方公益事业。1914年，江春霖主持兴修梧塘沟尾海堤（今涵江韩坝），还捐出长期积累的5000枚铜板救灾，7万亩良田受益。此外，他还募修涵江南埕、镇前海堤及哆头“乌菜港”等陡门，以及兴仁医院(今涵江医院)、湄洲天后宫等公共设施。同治年间，江春霖父亲江莲溪修建的萩芦溪大桥被冲毁后，临终前，嘱咐儿子江春霖二兄弟一定要在萩芦溪上再造一座桥。随后，江春霖、其弟江春澍和几个子女“接力”重建萩芦溪大桥。6年后，萩芦溪大桥终于建成，方便了南北交通。如今桥上有座“御史亭”，就是群众为纪念江春霖而建的。

家风，是一个家族灵魂的延续。江春霖从小耳濡目染莆阳江氏家族“明礼让、笃宗盟、厚亲戚、勤耕绩、恤孤寡、禁砍萌、慎嫁娶、止赌博、禁游惰，息争讼”传统家风，并在这种优良家风熏陶下成长。

走进“百廿间大厝”江春霖祖屋，一幅“积善不忘祖宗训，遗书独望子孙贤”的对联格外醒目。江家大厝的顶厅，至今似乎还回荡着江御史的谆谆教导之声：“民穷财尽，子孙即能继起，须教以廉节，力戒奢华……”他给其四子的信中云：“……为问到贫无所措时，能不俭耶？能更奢耶？”翻开《江春霖文集》，家风家训类的诗文随处可见。光绪乙未年（1895），江春霖将“新厝里”改造为“二层楼房”，以方便后代读书。为此，他命其名为“半耕书室”，并专为该书室写一篇跋——半耕书室自跋。跋中“示子孙毋忘稼穑艰难也”等箴言，倡导后世子孙要“入为肖子，出为良臣”，激励江氏后人崇德向善，兴家报国。

民国3年(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因江春霖修建莆田水利有功，请授以四等嘉禾勋章，被他拒绝了。民国七年，江春霖病逝，终年63岁。邑人史学家朱维干教授有云：“吾莆受治爱新觉罗氏，二百六十七年中，堪称为完人者，（江）侍御一人而已！”（莆田市涵江区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