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仙游枫亭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任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要职。

“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位于仙游县枫亭锦岭的蔡襄墓前石望柱上这对题联，形象概括其一生政绩和后人敬仰。

蔡襄一生为官37年，清正廉洁，扶正祛邪，不徇私情，刚直敢谏。在知谏院任上，蔡襄力主御史兼任言谏之职，开创了台谏合一的先河，其监察思想既承我国历代传统，又具时代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监察官第一人”。

宋沿袭唐制，监察制度主要由谏官谏诤和御史纠弹两部分组成。宋代的监察制度有个重大改革，就是在御史台置言谏御史，让御史兼言谏之职。这一改革，正是由蔡襄推动的。

宋庆历三年（1043年），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为谏官。蔡襄感到言路已开，虽然他当时还在馆阁校勘任上，职微言轻，但大胆向宋仁宗上了《言增置谏官书》， 指出皇帝任用谏官不难，难的是听取谏言；听取谏言或许还不难，最难的是采纳谏言，“以广言路，此陛下为社稷生灵大计也。”这确是说到言谏制度的根本上。只有真正采纳谏言，谏官才不会形同虚设，听谏也才不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可见，蔡襄的监察思想是主张既要任用谏官，又要倾听谏言，更重要的是采纳谏言，落实谏言。

宋仁宗因此补点蔡襄为谏官。蔡襄、王素、余靖、欧阳修等4人，被称为“四谏”。言事御史的设置，为台谏合一开了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监察弹劾官吏，就是检举各级官员的失职、渎职及其他行为。蔡襄认为，首先要重视御史官的选择，御史台官员应有“鲠正之志”，才能肃正纪纲。蔡襄在为皇帝拟就的《尚书都官员外郎郭中锡可侍御史制》中指出：“御史府之职，正纪纲，绳愆缪，外以肃官师，内以献忠谠，名为清要，固难其材。”

为解除谏官进谏言的后顾之忧，蔡襄还向朝廷建议，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保密，不要出示给当事人看。

为了有效地监察地方官吏，防止地方官吏欺压百姓、贪污腐败、相互勾结等种种恶行，蔡襄向朝廷建议在派遣使臣巡察州郡时要告诫他们安抚百姓，惩恶扬善。康定二年正月，蔡襄向朝廷上了《乞戒励安抚使书》，蔡襄指出，皇帝派出的安抚使要能够体恤穷民，存问乡里；对州县官吏治绩可称、有才干的，要予以褒奖、提拔；对贪赃枉法、名声很坏的要予以追查严惩；庸庸碌碌，才不堪任的要予以调换；七十以上昏老不知退的，一切罢之。要求对巡察州县的官吏严加告诫，使其真正起到监察地方的作用，而不是徒具形式。蔡襄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御史和其他官职，有一套较为系统的监察思想，在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蔡襄一生刚直忠勇，疾恶如仇。他痛陈“天下困弊”与“至危”，极力呼吁朝廷“更张”，“以救其患”。

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年)五月，改革派代表范仲淹上疏，认为自宰相吕夷简执政以来，用人唯亲、因循守旧、压制忠贤、大坏纲纪，导致国家处于贫弱的状态。仁宗却听信吕夷简谗言，贬范仲淹出知饶州。名士余靖、尹洙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也遭谪贬出朝。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监察官员），指责其不能伸张正义，不知羞耻，也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

朝廷十三天内连贬四位朝官。当年二十四岁、初任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闻知大愤，为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五首，赞扬范、余、尹、欧阳为“四贤”，怒斥高氏为“一不肖”。

蔡襄高尚的品德情操由此可鉴。《四贤一不肖诗》甫一面世，即被争相传抄，蔡襄因此名扬朝野。庆历三年，蔡襄被补点为谏官后，操持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朝廷解除奸相吕夷简的职权。

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坚持原则，不循私情，上疏乞罢自己座师时为宰相的晏殊“不谋其政，唯图家私置业，强占田产，建盖府第。”在蔡襄等人的多次弹劾下，晏殊终被罢相。宰相章得象的亲戚魏兼安任淮南转运使，敲榨民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却无人敢揭发。蔡襄了解情况后，不畏权贵，大义凛然，奏请皇帝杀了魏氏，以平民愤。

蔡襄还在《明谏》等论著中批驳了强加在谏官身上的好名、好进、彰君过三种莫须有罪名，鼓励谏官直言无隐。对于一些谏官的投机取巧、不知廉耻、不敢进言等错误，也进行了批判，并且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即选拔忠于朝廷、敢于直谏的人担任谏官，以使谏官真正履行其谏诤的职责。

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漫漫历史长河中，蔡襄在大宋王朝风口浪尖义正辞严谏诤，声如洪钟的孤直背影，近千年时光过去了，化作一个崇高的形象烙在百姓心中，留给后人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仙游县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