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言(1851—1934)，字梅生，湖南衡山人(今衡东县霞流镇平田村)，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福建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工科掌印给事中，漳州知府。民国后受聘民国国史馆编纂，被推举为国会议员。晚年回湘主持衡阳书院。

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陈嘉言为官二十余载，不但没有积敛钱财，反倒把仅有的祖产24亩地卖掉，用以救济百姓和捐学治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嘉言顺应时代潮流，出安民告示，自动挂印去职，使政权平稳过渡，自己竟清贫得无路费返乡；回老家后，他“赁宅而居，卖文鬻书以易薪米”，袁世凯阴谋称帝，派人送两万块大洋请他写文“劝进”，被断然拒绝。

在任时，他秉持“甘为拙吏安贫贱，不作贪官害子孙”；离任后，他自称“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陈嘉言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不仅是一代雅儒，更是一代廉吏，其爱民情怀，其高风亮节，为后世所敬仰。

拒绝受贿 卖祖产救济百姓

陈嘉言出身耕读世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曾在江西多地任知县，“所至有声，勤于政事，民称廉能”。陈嘉言不满2岁时，父亲就病逝了，仅遗数十亩薄田，很多方面还要靠母亲娘家的帮衬。

陈嘉言的母亲是福建台湾府同知张学尹之女，博通经史，古诗文功底扎实，陈氏三兄弟从小随母读书，并师从舅父、湘阴名儒张自牧。据《陈公梅生先生墓志铭》记载，陈嘉言“生而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初学为文，出语辄惊其长老。年十五入邑庠，后调入湘水校经堂(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的支持下创办《湘水校经堂》，附设于岳麓书院内，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致用人材)。光绪壬午年(1882)乡试，公中第一名(解元)……”

光绪已丑年(1889)，陈嘉言获殿试二甲第九名进士，与胞兄毓光、毓昌，堂弟陈鼎、陈范，三人中进士，一人获军功，一人中举人，当时誉为“五凤齐飞”，被传为佳话。

陈嘉言一生为官清廉，淡泊名利，从不在正常俸禄外索取不义财物。任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时，他以李白《古风十三首》中的诗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在书房撰写了一幅对联自勉：“甘为拙吏安贫贱，不作贪官害子孙”。他对违法者绝不留情，屡次上疏弹劾，很多贪官污吏一提起他，无不谈虎色变，被人称为“铁面御史”。

陈嘉言居京师十五年，以京察一等升迁工科掌印给事中，1903年福建漳州府缺出，吏部却仍以京察一等具名题奏，遂奏朝命补缺。同僚抱不平，问“何不先请注销原案?”先生曰，“道府一也(一样)，注销岂不多事?”他更看重的是造福百姓的机会，毅然上任，并不认为官职低受了委屈。

在腐败的晚清官场，盛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陈嘉言却在任漳州知府九年中，不仅没有积敛“十万雪花银”、添置家产，反倒卖掉了祖遗田租四十石(约合24亩地)，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和捐学治水。当官不仅不捞钱，反而倒赔家产，这令亲戚朋友们大为不解，他曾在给兄长的信中说，“宁可吃吊钱(1000文)一斤的肉，不可受八百钱(800文)一石的租。儿孙强过我，买田置地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给田租有何用?”这正如林则徐的那句教子名言：“子若强于我，要钱有何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若不如我，留钱有何用，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衡山陈梅生先生太史事略》

廉书压舟 离任时竟凑不齐路费

任漳州知府的第二年，是晚清科举取士的最后一年。当时，漳州府下属有七县，按惯例府试名单都是要出钱买的，这样主事者和有关官员可以得到一万四千两白银，这在当时是一大笔收入。陈嘉言义正言辞地说，“考试大典怎么能像商品一样用钱来买卖呢?国家法律对此是要严惩的，‘况吾出身科第而徇利忘义耶’?”他坚持不受贿，严格考试，公平取士，选拔了一批真才实学者，得到了闽漳一带读书人的拥护和爱戴。

陈嘉言谨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儒家古训，治漳九载，兴修水利，大办教育，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政声斐然。《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和陈嘉言的墓志铭对此高度评价：“其科士兴学督理警政，尤无不精当，条理灿然，为全省郡县取则焉”、“凡郡中利弊，力能兴者比兴之，力能去者比去之”。

当时，漳州一带民风彪悍，械斗寻仇的事件很多，作为知府，他以诚感人，以理化人，私斗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漳州城南的九龙江北溪经常洪水泛滥，老百姓苦不堪言，陈嘉言急百姓之所急，多次组织乡绅富商筹募巨款，甚至卖掉衡山老家的祖田，购买机器，聘请英日等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深挖淤泥，疏通河道，蓄水灌溉，排水分洪，通过兴修水利设施，彻底治理了水患。这些水利工程，至今仍让漳州市民受益。

治理水患后，陈嘉言又殚心竭力，大力实施兴学育才之举，重用著名学者黄仲琴，广设新式学堂，推动当地教育由旧式私塾向新式教育转变，为漳州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福建宣布独立。漳州官吏潜逃，人心动荡，“镇道闻风先遁”。关键时刻，陈嘉言顺应时代潮流，为推动民主革命，不顾个人安危，召集漳州士绅协商安抚事宜，听其自治，出安民告示称“予愧无泽以加吾民，幸全城生命财产均无恙，今挂冠而去矣，愿公等好为之，以俟新命”。

《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记载，“先生贫不能成行，郡民集千金赆之，乃克至沪，循海南归。”《漳州市志》中称，“辛亥革命，陈嘉言向革命倒戈，出安民告示，返湖南老家为民，贫不能成行。”他不得不将两个幼女托付在两名漳州士绅家寄养，得他们各400银元资助，才凑齐路费，携家眷返乡。漳州百姓闻之，无不唏嘘流涕，感念这位末任知府的清廉自守。

返乡时，船家担心陈嘉言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压舱，怕船太轻影响行船安全。却没想到，他随身携带的十多个箱书籍把船压的很沉稳。漳州濒临台湾海峡，陈嘉言的返湘之路依然十分艰辛，沿海岸线北上，经上海，溯长江，入洞庭，到湘江，过长沙，再入洣水，回到家乡衡山县。一路上，幸得黄仲琴家族在上海、武汉经商的货栈竭力照料，才得以顺利返乡。

归途中，陈嘉言深夜独立船头，看到一轮明月，半船书籍，顿时感慨万千，坦然赋诗《离任福建漳州知府》：“蒞位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

有个插曲是，到家乡的码头时，亲友们争相上船抬那十多个沉甸甸的箱子，原以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孰料到打开一看，却都是满满的书籍，既惊讶又很是敬重。自此，“廉书压舟”的故事，至今在衡阳被传为佳话。

陈嘉言书法作品

爱憎分明 浩然正气炳千秋

陈嘉言思想开明，支持民主革命。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同盟会首义烈士刘道一遇害后，其妻曹氏不久也因过度悲戚而去世，陈嘉言含泪写下《刘烈妇传》，讴歌刘道一夫妇的革命事迹。在《衡山正气集》中，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一起热情讴歌民主革命先驱刘道一。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后来，他还将孙女陈佩珉许配给了刘道一的继子刘孝光。

1911年7月8日，同盟会会员、广州黄花岗起义策划者之一长沙杨毓霖在英国听闻广州起义失败，愤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投海以身殉国，时年40岁。陈嘉言赞叹其“笃生年少美才，三湘杰出也!”

  “奸臣取国不失国，失国之朝无一策。赵家传位四百年，丧自庸奴真可惜。”甲午战败后，清廷割地赔款，陈嘉言痛心疾首，在长诗《木棉庵行》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矛头直指腐朽的清王朝。

陈嘉言的墓志铭

弃印辞官返乡后，陈嘉言由于没什么积蓄，加上家产已变卖，只能租房子住，生活清贫拮据，靠卖诗文和书籍换米钱，经常靠朋友及家族祠租接济过日子，“既抵里门，赁宅而居，卖文鬻书以易薪米……”但他总是怡然自得，更多地沉浸于诗书中，自诩“锄茶老甫”。

1914年，“湘学泰斗”王闿运出任民国国史馆馆长，聘陈嘉言为编纂，当时袁世凯阴谋称帝，鉴于陈嘉言的才气和名声，派人以两万块大洋的诱惑请他写文“劝进”，他嗤之以鼻，断然拒绝。后来，陈嘉言被湖南省推举为国会议员，旅京期间曾任湖广会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皆为德高望重的名宿耆老、辛亥元勋，如熊希龄、刘揆一等)。陈嘉言善诗文、工书法，家教甚严，其后代人才辈出，他的第五子陈少梅后来成为近代画坛的领军人物。

陈嘉言的长女陈云凤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是一位爱国革命的伟大母亲，她从小受益于父亲思想开明的教育，一脉相承，着力培养儿女们的爱国思想，自始至终积极支持子女革命，1928年，陈云凤的三子一女，明翰、明衡、明震、明霹，相继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夏明翰就义前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门四英烈，举世仰怀。据说，当时，陈云凤的公公夏时济严厉反对儿媳支持儿女革命，斥责为“激进造反，不安分守己。”陈嘉言得知这一情况，气得摔了茶杯，指责亲家公“老年糊涂，不明事理。”从此与夏断了来往。

晚年，陈嘉言回湘主持衡阳船山书院，1934年4月20日病逝。他去世后的丧葬费，也是靠亲戚朋友接济才得以凑齐。(蒋伟 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