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里，唐朝名相宋璟显得很无情。皮日休在《桃花赋序》里说：“余常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资，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

对待小人，冷酷无情。

武则天晚年，有人揭发张昌宗引相士占卜武后重病吉凶，意欲谋反，宋璟要求清查此事，武后却说：“易之他们已经主动向我坦白了。”宋璟说：“谋反之罪，不容自首而原谅，请让臣执行以彰明国家法纪。易之等人深受恩宠，我说这话也许会招灾引祸，但激于大义，虽死不悔。”武后不悦。宰相姚王寿突传诏令让宋璟出去，宋璟拒绝，说：“我要亲自聆听圣上德音，不劳烦你擅宣王命。”这时，武后平息了怒火，准许羁押张易之等入狱，但不久就下诏赦免了他们，并让他们向宋璟谢罪，但宋璟拒见，说：“公事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又对左右叹道：“我后悔没有击碎这些小人的脑袋，以致现在让他们祸害朝廷。”

神龙初年，武三思恃宠而骄，宋璟曾多次拒绝他的无礼要求，并警告他：“太后已传位于太子，你怎么还能干预朝政呢？难道你不知道当年吕产、吕禄被抄家灭族的下场吗？”因为反对这些当权小人，宋璟三次从中央被贬到地方，虽三起三落，但他嫉恶如仇，为朝廷拨乱反正的初衷始终不改。

不近人情，不拉关系。

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唐玄宗派杨思勖到驿站迎接新任宰相宋璟。杨思勖曾在重俊叛乱中立下大功，官至三品，是当红宦官，很多官员对他都敬畏客气，想套近乎，但宋璟一路上却不理他。因为原则上，中国古代内外官应该避嫌，免得营私舞弊、内外勾结，所以，玄宗非但没生气，反而更加看重宋璟。

宋璟对吹捧他的人毫不留情。一次，有人向他推荐隐士范知精的文章《良宰论》，宋璟看后说：“隐士的文章应是公正无私的评论，而他则对我阿谀奉承。假如真有才学，应当通过科举入仕，而不是投机取巧，所以不能单独推荐他。”

甚至对百姓的感激之情，宋璟也不接受。广州吏民为他修碑，他向玄宗进谏：“臣任广州都督并无优异政绩，现在由于臣地位显耀，才造成那些人的阿谀奉承。请陛下下旨禁止为臣立碑，革除这种恶劣风气。”于是各州再不敢给宋璟立碑。

不讲人情，只讲原则。

宋璟对亲人不讲人情。开元七年，吏部选官时，候选人宋元超声称是宋璟的叔叔，希望能得到特殊关照。宋璟得知此事，给吏部发了公文：“元超，宋璟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叮嘱吏部他的亲人不能搞特殊，无论宋元超表现如何，一概不能录用。

对皇亲国戚他也不容情。宁王李宪奏请授给候选官员薛嗣先一个小官，宋璟进谏说：“现在，官员封赏、升迁都凭功劳和才能，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臣请求将此事交给吏部处理，不要直接正式降赦任命。”玄宗表示赞同。

宋璟不讲私情，只讲原则；不讲私利，只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的无情是正是对国家和人民饱含的深情。由此，他与姚崇辅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玄宗称他为“吏治之才”，对他以师相待，百姓赞誉他是“有脚阳春”。由此看来，宋璟道是无情胜有情。

新时代，我们党员干部更要像宋璟一样。办事讲规矩，守纪律，不徇私情，不讲面子；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党规党纪，时刻保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除恶扬善，弘扬正气，争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开封市纪委监察委 李翔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