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11月8日，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时，范长江、恽逸群、羊枣等新闻工作者怀着忧国忧民一腔热血，投身抗战熊熊烽火，以笔为旗，实践一代代新闻人的社会理想。他们留下的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诗篇！如今，新时代的记者更应深思：在新的挑战和种种诱惑面前，如何恪守自己的“社会的良知”，无愧于公众赋予的信任，以怎样的精神状态书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闻作品？

　　“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对《新华日报》的工作如是评价和点赞。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她始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抗战舆论宣传和引导中发出了抗日的最强音，成为新闻媒体界坚持宣传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华日报》的华岗、章汉夫、何云等编辑记者们亲赴抗战前线，写下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报道。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国统区、沦陷区的报刊，都坚定地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摇旗呐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值得点赞的“新华军”。这支队伍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一样，他们以笔作刀枪，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前段时间出版的《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开篇文章为《报魂》。那些英勇投身抗战的新闻工作者，都是一个个有灵魂、有血性的中华好儿女。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满怀一腔热血，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采访英勇战斗的中国军民；在沦陷区，他们面对日伪的绑架、炸弹袭击、暗杀的威胁，报道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报道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激励沦陷区人民抗日的勇气和信心。

　　《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当月，一改过去的冷静和观望态度，亲笔撰写《只有抵抗的一条路》《艰苦牺牲的起点》两篇社论，表达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的决心，字里行间充满了义愤填膺、一致抗日的气概。这种转变，对于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于战略决策和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为解决资金匮乏问题，报社工作人员都“自带干粮”办报，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稿费，来回路费都得自己掏。在专业记者和编委会成员中，一个个响当当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跃入眼帘——巴金、茅盾、柯灵、王芸生、胡愈之、邹韬奋、郑振铎，等等。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写一篇社论，累计发表450余篇。这些文章犹如号角，鼓舞抗日军民冲锋陷阵；又犹如投枪匕首，给穷凶极恶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抗战中的记者，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同拿枪与敌人作战的勇士一样，随时都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汪伪政府曾列出83名上海抗日爱国者名单，其中新闻记者就占了49名。但是新闻战士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收到过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但是这吓不倒他们。许多工作人员上班时都带着遗书，随时准备为抗战胜利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深入前线采访的记者，更是随时面对生死考验，许多人义无反顾，为党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的60多名记者，在随部队突围的采访中，有46人以身殉职。邓拓在为此写的挽联中赞曰：“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恪守真实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更是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抗战中的许多新闻工作者，虽然面临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但他们绝不搞“客里空”，无论是报道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还是揭露敌人的残酷暴行，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坚持用事实说话。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细节，核对一个数据，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对这些情况都有许多细致的记录和描述。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新闻前辈说：“同国统区国民党当局操纵的一些报纸造谣惑众、哗众取宠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始终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们，因而能够赢得人心，最终赢得胜利。”

　　新闻界老前辈李庄说：“记者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者。”走进一座座图书馆，翻阅那些微微发黄的抗战报纸，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真理、信仰、正义的力量。那是一段无数新闻工作者用真情和热血写就的历史，那是镌刻在民族解放丰碑上的战斗檄文。78年前的11月8日，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时，范长江、恽逸群、羊枣等新闻工作者怀着忧国忧民一腔热血，投身抗战熊熊烽火，以笔为旗，实践一代代新闻人的社会理想。他们留下的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诗篇！如今，新时代的记者更应深思：在新的挑战和种种诱惑面前，如何恪守自己的“社会的良知”，无愧于公众赋予的信任，以怎样的精神状态书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闻作品？（向贤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