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自己的诗文）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代以科举取士，考卷都不糊名，应试者事先可以将自己的诗文送呈政界要人或文坛名宿，请求推荐，因而凡是有进取心的士子，无不干谒，以求当路之知。

对于“诗圣”杜甫“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其实，杜甫是功名欲望很强的人，“学而优则仕”的三种门径——科举、温卷和向皇帝陈情，他都闯过，而且不止一次。杜甫曾参加两次科举，但都名落孙山。杜甫曾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750年）进献《雕赋》；第二次是天宝十年（751年）献上《三大礼赋》；第三次是天宝十三年（754年）呈上《封西岳赋》。除第二次受玄宗“奇视”而命待集贤院外，杜甫均未得到垂青。至于恳求权贵的荐举，那就更加频繁了。《杜工部集》收有不少天宝年间行卷之作：《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翰林张四学士垍》、《上韦左相二十韵》……无论是向皇上陈情，还是恳求权贵汲引，杜甫都要赞美皇帝，吹捧权贵，继而哭穷。因而王夫之指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但是，潘德舆认为：“（杜）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

“诗仙”李白也有许多干禄之作。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刚从巴蜀至长安的时候，住在旅店里。秘书监贺知章听说他的名声，第一个探访之，觉得他容貌非凡。李白拿出《蜀道难》给他看，贺知章还没读完，就连连称赞，称其为“谪仙”，解下金龟(官员的腰带)换酒，与李白喝得酩酊大醉，一连这样好几天, 于是李白的名声逐渐显赫。后来，李白被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作了翰林学士。

再说素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只在人间活了二十七岁的“诗鬼”李贺也曾见知于道德文章名重一时的韩愈。“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剧谈录》）

通过行卷求仕，这在唐代文士中并不鲜见。有的说得直露，譬如李白《与韩荆州书》：“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有的人说得含蓄，譬如孟浩然。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为相，孟浩然曾去相府行卷：“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临洞庭上张丞相》诗，前四句写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气势，后四句意思是说，想渡湖而苦于没有船只，想做官而苦于没有援引，生当盛世而无所作为是感到可耻的。我看到渔夫钓到了鱼，内心羡慕不已，可我没有垂钓的工具。言外之意，我空有做官的愿望，却难得有一个荐举自己从政的人。张九龄也善写诗，自然明白孟诗的真意。遗憾的是，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对孟浩然爱莫能助。孟浩然应试不第，又还故里襄阳。后张九龄被贬，出镇荆州，曾招之于幕府，但是二人共事只有四年时间就先后病故了。

还有一种温卷的方式是效法《楚辞》，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社会关系；用借此喻彼的手法来表达希望人家荐引的意思。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朱庆馀的《闺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诗是写给水部郎中张籍的。张籍极善写诗，与韩愈齐名，而且乐于提拔后进。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还怕自己的作品不符合主考的要求，因而以新娘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比主考，写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有趣的是，张籍在收到朱庆馀的《闺意》以后竟也用同样的手法写了首答诗，题为《酬朱庆馀》，诗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张籍索性就把他比作一位采菱越女，新样靓妆，出现在镜湖的湖心，她明知自己长得很美，光彩照人，可是因为求强好胜的心太迫切了，她反而忐忑沉吟起来。越女过于想打扮好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疑惑不定，倒要去问人家这个样子是不是好看。接着，张籍进一步肯定朱庆馀才艺超群，齐地（今山东淄博）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并不值得人们看重，而是那明艳越女的“一曲菱歌”，才是真正可以“敌万金”的呢。实际上是张籍暗示朱庆馀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后来，朱庆馀果然金榜题名，官至秘书省校书郎。

诚然，对有才能的后辈，给以延誉以至奖掖，使他们能“出人头地”，发挥其所长，并非坏事。但是这种温卷之风往往又给那些“跑官”者大开方便之门，难免鱼龙混杂。章碣有首《东都望幸》，诗云：“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显然，这是一首宫怨诗。唐以洛阳为东都。诗咏在洛阳的宫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阳，以期承恩受宠，但是终究落空的懊恼心情。她已懒于将自己打扮得翠绕珠围，登上高台去望君王车驾的来临了，就像新月弯弯一般美丽的双眉含颦深蹙，难得展开。为什么呢？因为身在东都，不比长安的宫女，可以有较多的机会接近皇帝。纵然皇帝东巡，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会把长安的美女也带了来，这样，自己又怎么可能获得恩宠呢？这真是绝望了。但据《唐摭言》记载，这首诗是章碣写来讽刺高湘的。高湘从南方回长安，路过连江。邵安石将自己的诗作呈献给他，颇受赏识。他就将邵安石带到长安。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邵安石就及第了。由此可见，温卷也有弊端，同时也反映了小农社会人才的总需求量不大的现状。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杂说》）这不仅是韩愈的人才观，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信奉的一种人才观。换句话说，人才是有的，而善于发现或培养人才的人不常有。因此，即或是一匹千里马，要是遇不上伯乐的话，也只能“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韩愈《杂说》）。“千里马”要脱颖而出，理应主动去追“伯乐”，这就是唐人温卷的内在逻辑，也可以说是后世“跑官”之风漫延不绝的文化根源。有所不同的是，唐人温卷还要借诗词歌赋来炫耀才学，展示抱负，说来多少还有些含蓄，有些文化味，而后世那些“跑官”之人，靠得却是财货美色，一旦掌权就要追求“回报”，攫取更大的权力和私利。其实，“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旦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不但“千里马”不再有，就是“伯乐”也不再有了。（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