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情”为主，强调群体主义本位的中国文化中，很多腐败现象表现在人情关系中，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 的“关系主义”，或曰“关系支配性”。这种人情、关系，又突出地表现在家庭关系中。正因为如此，看似“温情脉脉”的家庭亲情关系，是造成以权谋私、权力滥 用的一大诱因。

在中国历代廉政法制中，唐代可谓是集大成者。唐代律令对于可能蕴含于家庭“亲情”中的腐败风险，作出了明确的 规范。《大唐六典》明确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及请占田宅，营造碾硙，与百姓争利。所谓外任官人，主要是相对于在唐都长安任职的“京 官”而言的。这一规定明确禁止外任官人携带家属宾客至任所。其理由是，官员如果将家属等携来，势必申请占田宅，在占田中如有水渠，又需要营造碾硙，就会将 水利资源私自占有，从而与地方百姓争利。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这样的理由自然不难理解。《旧唐书·李 元纮传》就记载类似的实例：“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以害水田。”唐代法律禁止官员与民争利，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在古代中国士农工商明确的职业分工之 下，官员享受了职业的尊荣与有保障的生活待遇，不应该再过度追求利益，所谓“工商之家不得预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官员家人利用其权势，必然更 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进而与“不得夺下人之利”的约束相悖。此外，家属随同赴任，必然会给有所企图者造成更多利用亲情关系的机会，从而大大增加 官员腐败的风险，故不能不严格禁止。

唐代不仅禁止外任官员携带家属赴任所，对负有监临之责的官员家人还有额外的规定：在唐代官制中，“临统案验为 监临”，所谓监临官，就是负有监察临视责任的官吏，具体包括了州、县、镇、戍折卫府等判官以上的职官。唐律的“职制”中明确规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 有受乞、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也就是说，负有监临职责的官员家人，如果对其临统部内之 人，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等情形的，都要依照“监临之官家人乞借”定罪处罚。监临官员本人，如果对此知情的，要处以同等刑罚；如果确实不 知情，也不能完全免其罪责，而要比照监临之官家人罪减五等处罚。

相对于禁止外任官携带家属赴任，对监临之官家人违法获利的严厉规制，其立法用意就更为明显了。监临之官“临统 案验”，对于所属部下具有很大的权力，部下前途命运多系于主司，这其中，官员家人，尤其是妻妾的“枕边风”，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除了直接行贿主司外， 通过各种方式，“交好”监临之官家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是之故，要保持掌握有重要职权的监临官职务的廉洁性，就需要优先确保其家人不能、不敢以各 种方式违法获利。只有堵住了通往职官家人的违法获利之途，官员自身的廉洁才能得以实现。（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