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党员、干部总量不足的问题，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带领西南局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

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入党

解放初期，西南有人口7000万，重要的城市有重庆、成都、昆明等10个，工人总数160万，产业工人20多 万。然而，进城之初，西南20多万党员大多数集中在领导机关，分布在军管会和接管委员会，众多的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甚至有的厂矿、单位没有一个党 员。同时，由于当时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乡村，加上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部分领导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忽略了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的骨干、党员数量远远 不够的情况，出现了慎重有余、发展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

邓小平非常赞同西南局组织部提出的“发展党的组织，重点主要在城市，首先是发展工人阶级中的党员”的观点。他 还在全区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批评了那种不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思想，批评了组织发展中的 关门主义倾向。

邓小平的批评和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以后，西南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到1950年底，重庆市 发展了新党员1635人，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和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中，工人中的党组织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巩固。

搞好与地下党的会师，正确使用地下党的力量

西南原有地下党员5.6万人，其中一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若干挫折中成长起来的，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与西南地下党的会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意义重大。

在这5.6万名党员中，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还有一部分是在临近解放时大量发展的。 据川东万县、铜梁，川西彰明，贵州大定和云南丽江几地统计材料看，1948年到1949年入党的一般占80%，这大批新党员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占80%左 右。由于当时环境限制，骨干缺乏，教育较少，一般党员的觉悟都不甚高；在大量发展中，有些地方组织不严，手续紊乱，缺乏严格审查，致使一些投机分子、反革 命分子和自首叛变分子混入党内，甚至个别党的支部被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篡夺与控制，造成了党内组织不纯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西南局组织部于1950年6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对原西南地下党 组织进行了整顿。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在现在数目较少，易于整理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我们觉得：一个胜利的党， 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标准确实太低。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若干完全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地 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其数目也是不会很大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组织部的安排，云、贵、川、康、渝的党委组织部从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 底，对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原西南地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整顿工作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先组织他们学党章和党的政策，把不够党员条件的 人提高到党员的水平。其次是有计划地办党员训练班，送他们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其各省（市）区分校、党校学习。再次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镇 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党员放在群众运动中去锻炼。整顿之后，严格地过党的组织生活。对于政治上太落后、品质恶劣、经教育仍旧不改的人，坚决根据中 央指示原则加以清洗，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立即开除出党。

经过整顿工作，绝大部分原西南地下党员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分子焕发了青春，他们与进军大西南的党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会师，并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到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大力选拔年轻干部

进入西南以后，干部缺乏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老区和本地干部不足6万，加上西南服务团1.7万余名学生干部，撒在西南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务繁重与干部奇缺形成了反差，一时间，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市、省要干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现在我 们提出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资历）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的革 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10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青 年团员。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

邓小平关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西南地 区各省、市、区借鉴老解放区“干部来自群众，领导来自基层”的经验，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向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输送学员；二是面向城乡基 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三是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大学、中学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 的干部；四是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量才录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万人，到大规模 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艾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