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初期，李沆为相，王旦为副相。当时边境战事频仍，二人身为宰辅重臣，时常夙兴夜寐、宵衣旰食。王旦有一次忍不住向李沆抱怨：“你我何时才能见到太平、优游无事啊！”不料李沆却说：“我辈担当要职，有些许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国家未必便为无忧。”之 后辽国请求和亲，王旦又问李沆意见，李沆回答：“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王旦听后，大不以为然，暗想这位老先生凡事未免过于杞人忧天了。

公元1004年，李沆去世。第二年，北宋与辽国在澶州（古称澶渊郡）签订了一份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总的看，这份和约使北宋在支付极少成本的情形下，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环境，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王旦所期盼的“太平无事”的愿望实现了。

此时的王旦或许早已忘记了李沆的预言，李沆本人也未能看到“四方宁谧”的一幕，但遗忘不等于消失，李沆的预言 不幸随着承平日久一点一点变为现实。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以边境既安、外患已息为由，于是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封泰山、祀汾水，沉迷虚诞、“靡有暇日”。直 到这时，王旦才想起李沆的预言，不禁长叹：“李文靖（李沆谥号）真圣人也！”

王旦最终领悟到了李沆的先见之识，但当时大多数官员仍然沉浸在天下太平的乐观情绪中。只是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李沆的预言仍在继续应验发酵。澶渊之盟后的四十年，时任枢密副使、正协助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就充满忧虑地指出，澶渊之盟虽未为失 策，但“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

而在这之后，深刻洞见到北宋和平繁荣背后积贫积弱本质的王安石更是将这份忧虑付诸行动，将富国强兵作为其变法 的主导思想，并在军事方面提出诸多改革措施。事实上，即使是作为变法反对者的苏东坡在《教战守策》中也曾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论 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但是，在早已习惯太平无事的人眼中，改革却不过是无事生非的折腾而已。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北宋王朝继续在 “和平”的褥子上昏昏大睡，也在睡梦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兵强而国穷的辽国在澶渊之盟获得岁币后，也逐渐安于现状、坐享其成、不思进取， 最终在北宋之前被后起的金国所灭。

和平安乐是每个人的愿望，却反而带来灭亡，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其实，古人对此早有洞见。孟子曾深刻指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在《新五代史 伶官传序》中回顾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奋始易、克终难”的一生，叹息总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宿卫将士于显德殿上练习射箭， 群臣谏以不祥，唐太宗回答：“边事干戈，自古有之，我并不担心，怕的却是边境稍安，而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如今天下初定，我唯恐将士们耽于宴 乐，之所以让他们专习弓矢，就是希望平时可以为师，战时可以为将，如此国家才能真正安定啊！”可惜，唐太宗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后继者所记取。在经历了贞观 之治、永徽之治以及开元盛世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景象后，唐王朝却在安史之乱的突然打击下迅速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安史之乱发生后，“时海内久承平，百姓 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叛军初期“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大国之兴衰竟以如此惨 烈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怎不令人长叹？

古人曾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天我们再次审思李沆的预言，在努力追求和平的同时，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实力捍卫和平、不惧挑战，或许正是破解这一预言的真正答案。（张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