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选举志》提到，唐代选拔官员的条件有四个方面：一是身，即身体相貌要丰满高大；二是言，即言谈要雄辩有 理；三是书，指书体法式要刚劲美观；四是判，判案文辞要优美通畅。凡是到吏部考试判文合格进入科第的称为“入等”，考试拙劣、不合格的称为“蓝缕”，选期 未满而参加考试诗赋文章三篇，合格者称为“宏辞”，试判三条合格的称为“拔萃”。选中的人即可以授官。

既然考试以书法为条件之一，因此，唐士人没有一个不擅长书法的。既然以写判文为重要条件，因此，唐士人没有一 个不学习熟练判词的。而写作判语，必须用四六文体，对偶齐整。因此，士人非读书广博善于写文章就不能入仕。朝廷宰相每启奏或草拟诏命等事，亦需要用上数十 句对偶文字。写判词时，用世俗间喜欢论说琐细的故事，夹杂着诙谐滑稽的语言，则称之为“花判”。不像今日人们握笔据案只签上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宋初写判词 还有唐代的遗风，后来文章由骈入散，士人习读应用皆忽视骈体之作，经过长久时间，四六文体的判词也就革去不存在了。

唐代选官及其标准实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唐制选拔官员的途径很多，主要有三个。

一是门荫入仕，即以父祖任高官，其子弟以荫庇而获取官职。二是流外入仕，即在政府中任吏经一定年限，得从流外 转入流内任官。三是由科举入仕，即士人经过府州考试推荐再经省试合格而入仕。以贡举选士而言，省试还须经两重考试：应举人须先经礼部试，取得科第；然后再 经吏部试合格方得任官。礼部试仅获得科第，取得出身，还须经最终的一次吏部选官考试合格，才能铨注授官，进入仕途。故吏部选官择人是最重要的一道程序。如 韩愈三次经吏部试未能通过，只得应节度使董晋、张建封的征辟去做幕僚，诗人李商隐也由于同样原因，应聘为节度使王茂元的府属，他们都不是由中央正式授官。 非若宋以后选拔官员的途径主要是科举，只要进士及第立即可以任命授官。考试制度亦由此趋于简化、严密。

唐代取士的科举录取人数，每年大约在20人至40人，考试内容着重诗赋文章、才艺学识及判事能力，故士人多博学能文，选择人才亦精选细挑。及至宋代取士，人数比唐代多至数十百倍，礼部考试内容，不得不从简、从易。考试官阅卷亦未暇一一细览。

政治上选官用人的方法、内容和文章风格上的由骈入散、判语由繁入简，都是随着时移世变而不断演进的。它显然有着自己运行的内在规律。揭示出这一点或对理解唐代取士有着一定的意义。（徐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