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世人敬重的一对模范夫妻，然而，因周恩来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也会在很多时候“委屈”邓颖超。建国初，周恩来就曾压下邓颖超的一级工资。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靠党员缴纳党费开展革命活动的。有了武装力量后，也用打土豪等方法 筹款或向社会上同情革命的人士募款。但这些经费都是有限的，远远不够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那时参加革命的人都不拿工资，而是实行供给制，条件好点之 后才发点有限的津贴经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党和国家才考虑发工资进而将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最初的工资定级标准参考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担任职务的高低制定。

邓颖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的。后来她又 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央妇委委员、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机要局局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不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 领导人，而且还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因此，确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完全可以定为行政3级或4级。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她只要求 给自己定为行政5级工资。

据曾跟随周恩来20多年、后来担任周恩来行政秘书暨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的何谦回忆，当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组部关于 西花厅工作人员工资的批复件后十分高兴，在总理稍有闲暇时就见缝插针向他汇报。他先汇报了中央批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后又一一汇报其他人的工资定级 情况。总理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当汇报得差不多时，总理突然问：“何谦，你的工资批定的是几级？”“中组部批的是行政12级。”何谦高兴地回答。“那么李 银桥呢？”总理又问。“行政13级。”何谦回答说。“他为什么比你还低一级呢？”“他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参加的。他比我参加革命的时 间晚了两年。”“这好像不好吧？”周恩来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着、思考着。忽然，他眼睛一亮，对何谦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于是，何谦随着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办公室。遵照周恩来的意思，何谦一进门就把中央审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的批复件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这时，周恩来望着邓颖超说：“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连忙毫不犹豫地说：“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你的意思我照 办。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求再降下一级，拿行政6级的工资吧。”说完，邓颖超立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写了一份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5级降为 6级的报告，并让何谦转报中央。

何谦随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周恩来又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自请降下一级工资好吗？”就这样，何谦和李银桥不但所任职务为同一职级，所拿工资也完全一样了。（秦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