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刘少奇一生勤政的座右铭。他一心为民、甘做公仆，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勤务员。他深知，所谓的权力和官职都是人民给的，它只能为人民谋利益。因此，他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注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凸显了一个领袖爱民、亲民、为民的正确态度。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调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究竟要采取什么政策。

一到河南新乡，刘少奇一行就听说该地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从北京陪同刘少奇来视察的工作人员对此也议论纷纷，都认为这还了得！不少同志还义愤填膺地发表看法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工人怎么能像对待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那样搞罢工闹事呢？我们坚决不答应！”

刘少奇却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听了有关领导对此事的详细汇报后，他还是那样，没有立即表态。那几天，陪同刘少奇下来的秘书刘振德发现，刘少奇除了多次找与此事相关的干部、参与罢工闹事者的代表及一部分群众座谈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外，总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车窗前抽着烟，苦苦思索着。有一天，他终于表态了，而且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家国营小工厂，因为缩减了任务，上级领导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调100多人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工。工人们对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有意见，加上在具体实施时又简单粗暴，对工人不能一视同仁，以远近亲疏决定工人的去留；对由全民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后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又没有妥善处理，使职工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思想政治工作又不深入细致地去做，就连党团员、骨干分子也想不通，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于是，工人们一气之下一哄而起便闹开了。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对这件事下了结论。刘少奇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议论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工人不该罢工闹事？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即使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官僚主义，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比如对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们采取稳妥而慎重的步骤，把该给大家讲清楚的都讲清楚，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性质等等问题，同时要秉公办事，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想，这样做了，职工们一定会理解国家的难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调动的。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做，把人家的收入减少了，福利待遇变差了，工种改变了，你还不给人家讲清楚，还采取强迫命令的高压手段，这样还不把矛盾激化了？！”

刘少奇虽然宣布要推翻这个案件的错误结论，但他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告诉工作人员：“原来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与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而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刘少奇把参与处理此案的干部找来，做了深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干部怕背上犯了错误的包袱、再无法在这里工作的顾虑，刘少奇首先耐心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刘少奇又开导他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定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将来我们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开导，终于打消了这些同志的一切顾虑，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职工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赢得了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武文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