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兰竹图》

清人陈廷敬说：“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陈文贞公廷敬事略》）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倡行戒奢以俭，谨防因自己和官员奢侈贪腐而误国，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有益的借鉴。

据吴兢《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载，贞观元年，李世民对大臣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显然，大禹凿山通江治水，秦始皇建宫殿、修陵墓，虽然都工程浩大，耗费甚多，但前者是“物情所欲，众所共有”，利在百姓；而后者则是“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因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舆情和民意。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无不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戒奢以俭，贵顺物情。

贵顺物情，是李世民戒奢以俭的出发点。物情者，众情、民心也。“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嵇康《释私论》）所谓“顺民者兴，逆民者亡”，执政者坚持戒奢以俭，而非“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是其赢得民心、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

也正是缘于此，李世民认为：“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亦如魏征所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以，李世民在执政前期，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若悖逆民意，嗜欲逸乐，声色犬马，既损害百姓利益，还会危及政权的稳固——李世民对戒奢以俭的清醒而独到的认识，折射出他的政治韬略和执政智慧。

李世民倡行戒奢以俭，并非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遏止自己的求奢欲望和行为，幡然改过。比如，贞观元年，李世民“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再如，贞观二年，有公卿上奏李世民：“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李世民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以至侍臣“固请至于再三”，李世民“竟不许”。

诸如此类，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贵顺物情，在于他把奢侈纵欲视为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谨防重蹈秦始皇、隋炀帝之覆辙。因为，在灭隋建唐的过程中，李世民曾亲眼所见“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顺从民众需求的执政者能够长久兴盛，役使民众为满足一己私欲的则会灭亡。所以李世民在执政期间，“以古为镜”，履薄临深，反复提及秦始皇尤其是隋炀帝的教训，作为治国理政之镜鉴。他不仅时刻警醒自己，倡行俭约，而且严格约束官员，不务奢华，朝廷“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正是李世民严于律己，上行下效，才出现了“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的贞观盛世。

说到底，李世民恪守戒奢以俭、贵顺物情，也与其奉行“民本”思想相关。贞观之初，他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凡事以百姓为念，体恤百姓，不务奢华，防止“损百姓以奉其身”，并以“先正其身”来引导官风民风，才能实现国泰民安。这也是李世民的为君之道和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

诚然，李世民戒奢以俭、贵顺物情的思想和作为，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鉴往知来，尤须常怀居安思危之心。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共产党人，自应超越前贤，顺乎民意，戒奢以俭，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眼下，党中央大力纠正“四风”，提倡艰苦奋斗，切中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要害，大得人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只要我们能坚持不懈地戒奢以俭，党员干部都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凡事想民所想、顺应民心，就能赢得群众信赖和拥戴，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李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