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唐太宗十六岁随父从军，在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七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意于治乱之道，休生养民。太宗英武善辩，遗憾早年从军，读书不多。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他千方百计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于是令魏征、虞世南、萧德言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进行节选，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内容，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书成，魏征在序文中称之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他自己更是日日阅读，在总结阅读此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这一部相对《资治通鉴》而言，更加广博切要的治世宝典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群书治要》一书至宋朝初年就已经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幸运的是，《群书治要》一书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它不仅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更成了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就说道：“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公元 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一一九二—一三三〇年）日本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帙，因此得以传世，并于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人送回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此书虽得以重返中国，但是由于之后的战乱频繁，很少有人深入研学，致使此书尘封已久。

 

《群书治要》一书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堪称资政巨著，是深入了解中国历史，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治国理念、汲取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读典籍。因此，2001年2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曾亲笔题词：“古镜今鉴”。可见，《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也是现代为官者必读的经典，从政者的“做官手册”。

 

孙中山先生曾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民族主义》第四讲）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树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必然伴随着、也必须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历史证明，《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与经验，均是经过历史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学习《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群书治要》，可以了解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可以借鉴历史上兴衰成败的各种经验教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