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以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又名夜来香），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徐珂的《清稗类钞》，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锡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

玄烨在位的六十一年，是大清朝的鼎盛时期。虽然其执政晚年，吏治松弛，纲纪紊乱，出多入少，以致国力大降，害得儿子雍正继位时国库空虚，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晚年的康熙比起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还算差强人意。虽然有点昏庸糊涂，但还没有倒行逆施；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还没有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从夜来香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看，一枝来自外邦的花，康熙准许在禁苑中种植，并为之命名，说明这位皇帝不顽守故旧，不拘泥陈习，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展开胸怀，拥抱世界。据说，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将西方音乐献演于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乐在中国的首次演奏，当乐声飘扬在整个紫禁城时，对持夷夏之别的人士来说，该是多么骇人听闻了。然而，在御座上的康熙却听得很在意，很入神，这自是他不小气、不狭隘、不封闭、不排外的精神气象了。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一个大国应该具有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等物品，都是在汉代引进中原，从而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会表现出一种坦然、大度、自信、开放的精神状态。

我始终弄不懂，康熙敢在御花园里种“土必盈斯”，接受外来事物，可康熙后代的后代，怎么就被列强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

清末，有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便是畏外拒外的愚昧典型了。他支持义和团，就因其宗旨是扶清灭洋。他甚至说，洋人为何走路笔直，因为他们的腿不会打弯，所以，只要发给兵勇们一根木棍，将洋人拨倒在地，他们就无法再站立起来。这成为一时笑谈。戊戌变法后，慈禧讨厌光绪不听话，立溥俊为大阿哥，聘徐桐为师，因此每天要进宫教习。可他家住在京师崇文门附近，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当下的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不忍目睹的。可他不仅是大阿哥溥俊的座师，要言传身教，还是老佛爷和满朝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柱石，不能不克尽厥职，每天必须进宫。因此，他让轿夫们，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风景。这位年过八旬的徐大学士，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这就是清代末季道、咸、同、光江河日下、国势衰颓的写照。一朝比一朝不成气候，精神上畏葸退缩，行为上闭关自守，思想上顽固保守，恐外排外、惧洋畏洋，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玄烨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史称其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天文历法、舆地测量，无一不下功夫钻研。有一次太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奶奶诊病，毫无戒备防范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信心百倍，才能宽容；力量十足，才能大度；胸怀辽阔，才能厚德载物；精神进取，才能登高望远。从夜来香引进中国的来历，便觉得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多么高明的识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