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宫中发生了一件类似于今天流氓滋事的丑闻。有个叫杨誉的好色之徒，行为放荡不羁，竟然“在省逐婢”，即在皇宫禁地追逐、挑逗宫女。此公女儿是蜀王李俭（唐太宗的第六个儿子）之妃，因了这个外戚身份，俨然成了皇亲显贵，以为干点越轨荒唐之事，无人敢问，无人敢管，也就无所顾忌了。

就拿眼下这件“逐婢”事来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由于它发生在皇宫禁苑，事涉皇亲国戚，所以影响极其恶劣。消息传开，朝中上下一片哗然。都官郎中薛仁方闻讯后，果断地采取了“留身勘问”的措施，将杨誉扣留起来查问，准备依法处置。薛仁方作为刑部属官，论级别虽说不过从五品，但他不畏权贵，敢于碰硬，表现出一股子“法不阿贵”的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正当薛仁方对此案进行审理，尚未来得及裁决之时，杨誉之子却出来发难了。这位杨家公子爷当时担任千牛官，职位虽不高，却因为是皇帝的侍卫保镖，位置显要，自然牛气冲天。他不但不为杨誉感到羞耻，反而为其大诉其冤，向太宗告状说：“因为我父亲是皇家亲戚，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把他老人家扣留起来，又迟迟不做决断，这是在拖延时间，有意刁难皇上啊。”

这杨千牛官的蛮横逻辑是，谁跟我老爷子过不去，就是跟皇家过不去；跟皇家过不去，就是对皇上大不敬。他有意将“火”引向太宗，果然，这一招还真见效。唐太宗听了他的陈奏，大怒说：“知道是我的亲戚，还如此刁难，薛仁方不可容也！”一向开明豁达的唐太宗，此时却容不得别人触犯皇帝的权威，经杨千牛这么一巧言挑拨，他偏听偏信，把一腔怒火撒泼到薛仁方身上。《贞观政要》说：“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

对太宗要惩处薛仁方的举动，魏征实在看不过去，他进言说：“城墙下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虽然都是微小的动物，只因它们倚仗巢穴做掩护，除掉它们尚且不易，更何况那些世家贵戚，自古以来就难于治理，以致东汉、西晋以来外戚专权，发展到朝廷不能驾驭的严重地步……”

魏征的话无疑给太宗敲了一记警钟：皇上要管好身边人，以防他们像“城狐社鼠”一样成为朝廷的祸害。接下来，魏征据法力辩道：“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为国家执行法纪，怎么可以因此而对他滥加刑罚，助长外戚的私欲呢？陛下这样放纵皇亲，此例一开，就会招来各种事端，将来后悔莫及，要改变也就困难了（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治国之道在于防患于未然，陛下怎么可以因为现在水未横流就想自毁堤防，反倒对公正执法的大臣严厉处罚？臣以为万万不可。”

唐太宗听了这些话，内心有所触动，决定赦免薛仁方，便对魏征说：“的确如卿所言，我先前没有考虑到这些利害。但是，薛仁方拘禁皇亲未及时上奏，也是专权作势，虽不应治以重罪，也应稍加惩处。”于是命令打了薛仁方二十大棍才算完事。

平心而论，在对杨誉事件的处理中，唐太宗的形象大打折扣。本来，薛仁方拘审杨誉，属于其职权范围内该管之事，丝毫没有越权专权之嫌，相反，倒表明他忠于职守，执法必严，值得赞扬。然而，就因为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才招致惩罚，祸及自身。由于魏征的劝谏力争，他虽未罢官，却饱受笞刑，真是何其无辜，何其可悲！而自始至终，太宗偏信一面之词，不问杨誉的行为是否违法乱纪，致使杨誉逍遥法外，未曾伤及一根毫毛，可见太宗袒护皇亲的倾向十分明显。可叹薛仁方，也就当了一回冤大头。

古代皇权专制下的“法治”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皇帝拥有的最高权力，一旦徇私，为己所用，即使如唐太宗这样为史家所称誉的明主贤君，也不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薛仁方执法被笞的故事令人叹惋，这是缺乏有效监督的专制制度所造成的遗憾，也是君主权力滥用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