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其实，他不仅敢言，更敢于担当。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 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李建成、李元吉死后，其党羽纷纷逃亡民间，李建成原势力所在的崤山以东地区更是人心惶惶。尽管朝廷数次下令，对二人余党“一无所问”，但一些心怀侥幸者仍争相告捕以邀其赏。为平定人心，李世民再次下令，重申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得告发，违者以诬告罪论处，同时派魏征宣慰崤山以东地区。

魏征来到河北磁州时，正好遇到地方官员枷送原李建成、李元吉部下李志安、李师行前往长安。此时，一个巨大难题摆在了魏征面前。按说，朝廷已经数次下令，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得追捕，问题似乎很简单，直接将二人释放即可。但事情实际上又很复杂，原因就在于，魏征特殊、敏感的身份。

原来，玄武门事变前，魏征在李建成手下任职。不仅如此，他还几次劝说李建成早除李世民。事变后，李世民特意召见魏征，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幸运的是，李世民向来看重魏征的才华，不仅没有对其治罪，相反委以重任，并在日后成就了一段君明臣贤、从谏如流的佳话。

但是，此时的李世民与魏征还远不是日后君臣无间的亲密关系。尽管李世民似乎对魏征不计前嫌，但玄武门事变刚刚过去，一切仍充满变数与不安。曾是李建成旧属的魏征，自然不能不考虑，如果下令将李志安、李师行释放，会不会让人生疑甚至向李世民举报，自己仍与李建成旧部藕断丝连、心怀异心？

面对这两难处境，魏征坦然说道：“我出发之时，朝廷已有敕令，前太子及齐王左右皆赦免不问。如今你们却要将李志安、李师行绑赴京城，则谁不自疑？以后朝廷纵然再派人宣告诏令，谁复能信？我自知此事敏感，但却不能只为自己避嫌，而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我既蒙朝廷以国士遇之，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于是慨然下令，当场释放李志安、李师行二人。同样幸运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不但没有心生嫌隙，相反十分高兴，赞赏了魏征的做法。

应当看到，魏征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充满了极大的政治勇气。极有可能，此举不但将失去李世民来之不易的信任，也意味着将从此了结自己已经坎坷半生的政治生命。而魏征之所以能够成为魏征，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敬仰的诤臣，也正在于当面临这种艰难的抉择时，他能够将个人得失、进退、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原则、义无反顾地做出行动。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敢于担当的精神。

魏征的担当，反映出来的是无畏的勇气。魏征当然清楚，在这敏感的时刻，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如果下令继续将李志安、李师行押送至长安，可以“旗帜鲜明”“立场明确”地表明与李建成余党划清界线，表明自己对李世民的“忠诚”。但这样做，损害的无疑是国家政令的威信以及社会人心的安定。而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又可能受到影响。一边是国家公义，一边是个人命运，魏征最终选择了为国为公而不是为己为私，选择了负责担当而不是推诿逃避。有责才能有为，无私才能无畏。这种无畏勇气的背后，是对国家大业崇高责任的坚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情怀。

而担当的反面，是不敢作为、不敢负责，遇到矛盾问题装瞎子当聋子，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致使小事情酿成大事件，局部问题蔓延成全局问题；是不讲原则、不守规矩，如同墙头草，哪里风刮来就倒向哪里；是不敢批评、不敢“唱黑脸”，奉行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太平官”“老好人”，现实生活中难道还见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