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自古皆然、司空见惯，然而如果处理不好，润滑剂就会变成导火索，小玩笑常常开出大问题。

东汉末年，张裕在益州牧刘璋处做幕僚，其人文思敏捷，词锋健锐，但也恃才傲物，颇喜争讼。一次，刘璋会见刘备，张裕侍坐。刘备见张裕胡须茂密，就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我在涿州的时候，毛姓的人特别多，几乎将涿州内外全住满了，涿州的县令感叹说这是‘众毛绕涿居’啊！”由于“涿”和“啄”谐音，刘备借指嘴巴，所以编了这个故事笑话张裕胡须太多。张裕听后，当即也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先在潞州当州长，后来又到涿县当县令。去官后，朋友给他写信，都称他为‘潞涿君’。”原来刘备是无胡须的，张裕就利用“潞”“露”谐音，反过来嘲笑刘备光着嘴巴。

这本是人际间一例普通的斗嘴玩笑，况且是刘备所开在先，谁知却犯了刘皇叔的大忌。世易时移，后来天下三分，刘备蜀国称帝，张裕成了刘备的属下，刘备就找个借口把张裕杀了。诸葛亮说情，刘备也不给面子，蛮横地说：“芝兰生门，不得不除。”

一句小小的玩笑，竟在数十年后惹来杀身之祸，不能不让人感叹久负仁厚之名的刘备，心胸何其狭也！

同样的还有李广。汉武帝时，李广率兵镇守雁门、上郡等地，防御匈奴南下侵掠。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多次击溃匈奴大军，匈奴人闻之胆寒，称之为“飞将军”。疆场上的赫赫战功以及命蹇运舛、终老不封的人生际遇，构成了李广独具魅力的人格，使其千载之后犹为后人评说遥慕。但许多人或许想不到，这位名垂青史的“飞将军”也有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一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喝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也是一件小事。我疑心霸陵尉原本不过想和被贬职的李广开句玩笑，只因双方都醉意朦胧、言语失控，于是就照章办事，把违反宵禁规定的飞将军拘留了一晚。谁曾想李广会怀恨在心，以至复职得势后还念念不忘，专门把这个不知名的霸陵尉召到军中杀掉。李广报复心之强，不能不让那些敬爱飞将军的人大跌眼镜。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意即大人物要胸次宽广、大肚能容。如果连一个小玩笑都容忍不了，安能成就大事业？遗憾的是，像刘备和李广这样青史留名的大人物，恰恰在面对小玩笑时勃然作色，甚至玩起了秋后算账的把戏，在历史上留下了人格“失态”的污点记录。这也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由于尊卑等级森严，下级是不宜和上级随便开玩笑的——因为玩笑常常意味着冒犯和不敬。即使开玩笑，也要适可而止：既要无伤大雅，更要勿犯大忌。这一点不唯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亦然。

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大将叫南宫长万，有万夫不当之勇，宋闵公经常和他开玩笑。一次宋国和鲁国打仗，南宫战败被俘，放回后闵公和他开玩笑说：“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南宫听后羞惭而退。其后不久，闵公与南宫赌博，约定输者罚酒。赌博是闵公的强项，南宫长万连输五局，罚酒五斗，喝得有八九分醉了。他心中不服，还要覆局，宋闵公讥刺道：“囚乃常败之家，安敢复与寡人赌胜？”一句话说得南宫“惭恨不已、默然无言”。此时，恰好有大臣过来请示出使周王朝的代表，南宫因为没去过周王朝都城洛阳，于是请求一行，闵公这时却笑道：“宋国即无人，何至以囚奉使？”周围人哄堂大笑，南宫长万尊严扫地。几次三番的羞辱，南宫长万忍耐到了极限，他乘着酒兴，一把抓住宋闵公：“无道昏君，汝知囚亦能杀人乎？”然后仗着天生神力，两拳把闵公打死。

无独有偶，郑国有个大臣叫公子宋，一天早晨去参见郑灵公时，食指突然翕翕跳动起来。在灵公处，他看见有人献上一只数百斤重的鼋鱼，便向灵公讲了一件事。原来，每当他食指跳动时，总能吃到特殊的美味，灵验不爽。灵公听后笑道：“灵验不灵验，这次还不是我说了算吗？”鼋鱼做好后，灵公遍召群臣共食。由于事先安排，内侍分到公子宋时，鼋鱼恰好分完。当着群臣的面，灵公讥笑公子宋“食指大动，必尝异味”并不灵验。公子宋年轻气盛，恼羞成怒，冲动之下径直走到灵公面前，伸手从灵公的鼎内捞了一块肉，边吃边说：“我也尝过了，食指何尝不灵验？”宴会不欢而散，君臣由此交恶。不久，公子宋惧怕灵公惩处，率先下手杀掉了郑灵公。

“慢人者，人必慢之”。作为领导者，尤其要注意照顾下属的面子，切不可乱开伤及尊严的玩笑。正如一位大臣奉劝宋闵公的那样：“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则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闵公不戒而身死国乱，足使后人郑灵公哀之；灵公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古训在耳，足资戒鉴。对领导者而言，对待玩笑和冒犯的态度，反映的是修养，显示的是胸襟。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能够尊重下属，更要善于包容下属的无意之失，要有容人冒犯的雅量。这方面，春秋时期的楚文王堪称楷模。

史载：“楚文王北伐中原，俘蔡哀侯，欲杀而烹之，以飨太庙。鬻拳谏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杀哀侯，诸侯皆惧矣！不如归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谏，楚文王只是不从。鬻拳愤气勃发，乃左手执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拟王，曰：‘臣当与王俱死，不忍见王之失诸侯也！’楚王惧，连声曰：‘孤听汝。’遂舍蔡侯。”

比起几千年后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这位鬻拳可谓早开先例，其威胁之大、冒犯之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二人一囚一杀。对于鬻拳，楚文王不仅没处罚，反而称赞道：“卿忠心贯日，孤不罪也。”

故事还没完。数年后，楚文王率军出征巴国，大败而还，回到首都方城，夜扣城门，还是那个鬻拳，“在门内问曰：‘君得胜乎？’楚王曰：‘败矣！’鬻拳曰：‘自先王以来，楚兵战无不胜。巴，小国也，王自将而见败，宁不为人笑乎？今黄不朝楚，若罚黄而胜，犹可自解。’遂闭门不纳。楚王愤然谓军士曰：‘此行再不胜，寡人不归矣！’乃移兵罚黄，亲鼓，士卒死战，遂大败黄师。”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鬻拳的行为已不仅仅是冒犯国家领袖了，而且是将个人意志强加于统帅，严重干扰国家战略决策，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谓无法无天。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两次犯上、使自己威严扫地的“刺头分子”，楚文王最终都没有加以惩处。鬻拳死后，楚文王还“怜之”，使其子孙世为都城守官。 (赵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