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一1052年)，出身于贫寒，少有壮志，刻苦学习而成才，为官数十年，入能为相，出能为将，数次升迁，数次被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有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并身体力行而实践之。

苦读成才

范仲淹是我国宋朝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出将人相，主持变革，特别是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他的幼年及青少年时代，却是在极其悲凉凄苦中度过的。 

范仲淹于公元989年8月出生于徐州，其祖居河南，后迁居苏州吴县。他的父亲范墉是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掌书记。他两岁丧父，母亲谢氏带他扶柩南归，在苏州守丧两年，无依无靠，生活十分艰难。经人介绍，谢氏带着4岁的范仲淹改嫁给在尹江府(今江苏苏州)任推官的朱文翰。从此，范仲淹在继父朱文翰的指导下刻苦读书。朱文翰赴京任职时，范仲淹母子便被送到山东淄博长山老家(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为了更好地读书，他投奔长山的醴泉寺一位很有学问的高僧门下。醴泉寺地处深山之中，生活非常清苦，他过着“划粥断齑”的生活——每天晚上煮少许米粥，盛到碗里，冷却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吃二块。没有菜，便到山上挖些野韭菜，拌些盐当菜吃。在醴泉寺南边山里，有一片安静的山林，林中有一个可容十几个人的山洞，范仲淹为避开寺院的喧嚣，经常一个人在此处读书，常常是读入了迷，忘记了吃饭。在醴泉僧人的照顾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业大进。

为了开阔眼界，在继父的帮助下，范仲淹23岁那年背着行囊，带着琴剑，游学到北宋时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应天书院是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书多，学者多，交流机会也多。范仲淹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昼夜不辍，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正是由于他的决心与恒心，由于他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26岁时一举考中了进士，出任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从此开始了治理国家、辅佐朝廷的政治生涯。 

出身穷困，布衣寒资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坚持十几年矢志不渝地艰苦学习，不仅通晓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的扎实学问的基础，而且磨砺了意志，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起着重要的影响。 

广德治狱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事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掌狱讼的低级官员。

赴任前，他的母亲谢氏再三嘱咐，为官要公正廉明，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传说他们还做了一个试验：范仲淹请人做了一百个馒头，自己先藏了一个，其余交给家中的丫环。第二天，范仲淹叫丫环拿出馒头，反复点数只有九十九只。范仲淹将丫环叫到正屋，佯装大怒：“明明是一百个，今天却少了一个，是不是你偷吃了!如果承认，看在初次，不责罚你；如果不承认，则要动家法了!”那丫环听后一想，为了一个馒头，也犯不着挨打，便索性承认了。范仲淹从此小事中知道了，如此审案，如此断案，会造成多大冤案啊! 

范仲淹到广德任司理参军时，每每接到案状，总是注意调查，反复核实，从不轻易结案。有时为了结论和处理方法，常和上司的意见相左，而范仲淹总是据理力争，既能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又颇具民主作风，不枉不纵，甚至时常“引囚访问”。在办完一个案件之后，他常常把狱讼的结论和争论的焦点，记在室内的屏风上，以便自己反复观看，反复推敲，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

范仲淹在广德管理狱讼3年，始终保持自己的清廉自守的作风。天禧元年(1017年)他调离广德时，两袖清风，甚至连盘缠都没有，只好将自己的一匹马卖掉，徒步上任。

 
范仲淹在广德任职三年之后，先后在毫州任节度推官，掌握刑事判牍；在泰州西溪盐仓，掌握盐税4年；在兴化任县令。天圣二年(1024年)，泰州、楚州、通州、海州等地区海水倒灌，田产淹没，盐灶毁坏，灾民流离失所。范仲淹以兴化县令的名义与张纶、滕宗谅等人，率楚州、海州、泰州、通州民夫4万多人，修堰堤，抵御海水入侵，历时二载，终于修成了一条长150公里的捍海堤，阻止海水的泛滥，保护了盐场，使2600多户外逃居民返回家园，不仅解除了农民之苦，而且为国家取得了田赋、盐课几十万，当地百姓命捍海堤为“范公堤”以纪念范仲淹修堤的功绩。在御史中丞晏殊的极力推荐下，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任秘阁校理，尽管这是一个掌管文牍、图书之类的小官，却使范仲淹由一个地方小官跻身于京官行列。

这年冬天，宋仁宗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孝道，打算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刚到京城的范仲淹则认为，如尽孝道行家人之礼是可以的，若率百官在前殿向皇太后上寿，则是有损皇帝的威信。他向皇上送了奏章，皇太后看了奏章十分不高兴。这年宋仁宗已经20岁了，范仲淹认为皇太后再继续把持朝政大权，实在不妥，于是上奏《乞太后还政疏》，即请求太后让权于皇帝。此事触怒了皇太后，又惹得皇帝不快。范仲淹感到自己官小职微，不便在京城任职，于是请求外放，皇帝也顺水推舟。在天圣七年(1029年)岁末，范仲淹出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通判。这次外放，表面是范仲淹的请求，实质上是一次贬官放逐。

第二年，即天圣八年(1030年)三月，仁宗皇帝批准了重修太乙宫和洪福院的建议。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仅木材一项就要94000多根。诏书下到地方，百姓怨声载道。范仲淹深知，人民的生活已是苦不堪言，如大规模地征用木材，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越级上本，反复说明如此大兴土木，破民产，坏民气，上不合天意，下不顺民心，劝皇帝取消这个于国无补、于民无利的工程。仁宗皇帝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认为是忠谏之言，遂下令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停止了重修太乙宫和洪福院的工程。

苏州治水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宋仁宗亲政，四月召回范仲淹，任右司谏。右司谏专门掌管规谏朝政缺失、对大臣及百官任用提出意见或弹劾的官职。然而，这年年底，郭皇后被废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作为右司谏的范仲淹立即上书。皇上拒绝了范仲淹的意见，加之丞相吕夷简从中作祟，罢免了范仲淹右司谏之职，调任睦州。

宋时的睦州，即今浙江建德、桐庐等县市。范仲淹一到睦州，便被这里秀美的山川所吸引，他首先拜谒了严子陵遗迹，重修了严子陵祠堂，表现了他对严子陵的仰慕和对官场猎逐名利的憎恶。

睦州地带山高石多，春夏常山洪暴发，浅晒则旱。他深入实地察看，研究疏浚治水的良策。征调民工疏浚睦州西湖，并且使西湖与新安江相通，旱时可以浇灌，涝时可以排洪，解除了睦州城一带的水患，受到百姓好评。

范仲淹在睦州的方略已定，正当要大有作为的时候，皇帝一道圣旨将他调往苏州。

范仲淹在景祜元年(1034年)六月到达苏州。苏州原是范仲淹的祖籍，能回到祖籍之邦，他感到无比的快慰，但他面对的现实，又困难重重。 

苏州地势平坦，河汊纵横。西南有太湖，北有长江。但由于年久失修，堤坝圮塌，河道淤塞，每年春夏大雨，湖水暴涨，泛滥成灾。范仲淹上任之时，正是大雨滂沱，积水难泄，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根治苏州水患，范仲淹根据在泰州、睦州的经验，他亲自带人对苏州境内的诸河道的流向作了实地的察看，了解水情，研究了治理疏通的方略：苏州东面的水流人松江，导入长江；苏州西北另开挖一条新河；太湖北面的水导入长江。这样苏州的水患可以解除。经过反复推敲，此方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在范仲淹的主持下，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开始了。

在治河的工地上，范仲淹身先士卒，亲临工地，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冷风刺骨，他总是与数万民工一道吃住在工地上。在他的组织和督促下，疏通了5条河，苏州境内的积水逐渐减少，过去的沼泽地变成了稻米之乡。

范仲淹在治理水患的同时，积极筹办苏州学府。他认为“国家之忧，莫大于缺乏人才”，要造就人才，非大力发展教育不行。经过多次踏看，他在原吴越广陵王钱之臻治苏州的旧址，筑建明伦学堂，面积有500平方米。学堂建成后，又积极聘请知识丰富、道德高尚的教师任教。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苏州学府学风大盛，多人成才，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灏都是苏州学府的学子。

范仲淹在苏州的德政，令老百姓难以忘怀，他们刻石像、建祠堂，以纪念这位为政清廉的好官。

延州治军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发兵十万，先后攻占了陕西的保安县，围攻延州城，守兵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被西夏军全军覆没，消息传来，震动了宋朝朝野。

西夏国原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疆域在今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及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北宋建立后，称臣于宋，宋朝为了求得边境的和平，每年给他们大批的金、帛、茶叶等，1038年西夏国的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举兵东进，侵犯宋朝。在此国难当头之日，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任鄜延、环庆两军的统帅。

范仲淹到延州后，深入实地，了解情况。当时的延州边寨破坏严重，士兵无精打采，供应紧缺。针对当时情况，范仲淹采取了重大措施：一是强兵固边，扩充军队，严格考选制度，鼓励学武习艺，训练攻守阵法，增强个人战斗力，进者奖，退者罚，杀敌多者赏，有创新贡献者晋升职位；二是修复城寨，动员军民合作，保卫家园，加强防务，使整个延州边境连成一体；三是解决军队供应问题，大搞营田，建设新庄，动员守边士兵把家属搬来，开荒种地。这样一来，州兵的身家性命和边城的守御连在一起了，既发展了经济，又使官兵安心守边；四是选拔启用能干之才。在他的推荐下，欧阳修、狄青等人后来成为了宋朝的杰出人才。特别是范仲淹本人，尽管他多次被贬，又已是50多岁的老人，却整日地跋山涉水，深入边寨，与军民一起奋战，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

 
新政改革 

新政改革前的宋朝，边关尚未平静，国内又动荡不安，政赋不均，官僚腐败无能，加之天灾，农民反抗四起。宋仁宗对大臣也多有不满。此时，他又想起了在边境的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55岁的范仲淹在皇帝的两次圣诏督促下赴京，皇帝以最隆重的礼遇接见了他，要他条陈当前之势，不得顾避，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从青年时起就抱有救世济民、强国富兵的夙愿，他分析宋建国后的形势，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政治改革宣言，是庆历新政条陈的张本。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不断实践自己为官一地、兴利除弊一处的措施，而今天，被皇帝召进朝廷，主持新政，面对国家的需要、黎庶的期待，怎么能辜负朝廷和百姓的众望呢?他综合梳理了多年来关于刷新政治、根除时弊的谋略和经验，制定了改革的基本方案——《条陈十事》。《条陈十事》的基本要点是：

其一，改革官制，选贤任能，严格考绩，以整肃吏制； 

其二，严肃纲纪，修明法令，令出惟行；

 
其三，均田亩，厚农桑，减轻徭役；

其四，修武强兵，使国家安定。

其中应特别一提的是，坚决改变了专以诗赋墨义取士，而教以经济、取经济之才，这使官僚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范仲淹的《条陈十事》，立即被皇帝采纳，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皇帝以诏令形式颁布全国，开始实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为促新法的实施，朝廷派员到全国各路考察地方官员德才政绩，对于那些老弱无能、不堪其任的官吏尽行罢免；对于贪赃枉法、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官给予坚决处理。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朝廷颁令大力兴学，州、县设立了学府。 

“庆历新政”的推行给宋朝带来了新的沸腾生活，给黎民百姓带来一股新的期望。可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被罢官的遗老遗少怀恨在心，宦官们从中破坏，动摇了皇帝的改革决心，参与改革的成员一个个被调离京城。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被罢免，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便凄凉地结束了。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政治生活，他忧国忧民、固本强邦的抱负，终于可以借内参大政的机会大大地施展，他提出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人民的纪念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范仲淹就是一位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一位好官、清官、文人。从一个基层小吏到晋升为朝廷大员，先后任县官、州官、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京官，也曾出任陕西都运使，主持过全国的新政改革，先后做官37年之久，大起大落多次，经历了官场上的刀光剑影，体验了人生的情暖冷遇，但他无怨无悔，始终怀着一颗忧君忧民之心，以天下为己任，“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在广德、泰州、楚州、陈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任职，为官清正，体恤百姓，为发展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范仲淹的一生，出身布衣而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能将，在朝廷为良相，一身而具备数器，“天地问第一流人物”(朱熹语)，他的“先忧后乐”已融铸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而人民对他的纪念则有更重的意义，在山东、苏州、建德、青州、延安、波阳、伊川都建有他的纪念馆。 (吕维明  周行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