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约生于明帝刘庄永平元年（公元58年），约卒于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廉洁清贫的一生。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汉字文化财富，一部永不泯灭的煌煌巨著—《说文解字》；说他廉洁清贫，是因为他没有攀附权贵而居高位，而是在平凡中默默地守望着自己的一片净土，耕耘经营并担当着自己心目中历史赋于的重任。

许慎的从政活动是从汝南郡“郡功曹”开始的。《后汉书•许慎传》记载：“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汝南先贤传》也记载：“许慎为郡功曹，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说明此职不虚。汉代郡守下有功曹史，简称功曹，掌人事及考查记录功劳，并得与闻一郡之政务，进善黜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实为一郡要职，但是没有什么品级，俸禄很低。尽管如此，他却能体察民情，深入乡间，了解百姓疾苦，劝农扩耕田地，建议开市通商，减轻赋税徭役，惩治恶霸，保护善良，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他上得郡守赏识，下受百姓拥戴，被当地誉为“清廉功曹”。后逢皇帝下诏举孝廉，因他“性淳笃”， 孝双亲，爱百姓，睦邻里，恭谨宽厚，廉洁尽职，被汝南郡举为孝廉之士，推荐给了中央。

汉代做官实行察举制，选拔官吏设“孝”、“廉” 二科，地方吏民举孝廉方得为官。《汉书•武帝纪》注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与贤良同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汉武帝元光元年初，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而后历帝因之。《后汉书•百官志》：“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 孝亲敬老，廉洁尽职，为郡功曹时被举为孝廉之士。

东汉举孝廉还有年龄限制。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樊鯈“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樊阴识列传》）此后举孝廉便有年限三十的规定。和帝年间，崔瑗上书：“臣闻孝廉年限三十乃得察举，恐失贤才之士也。”（《渊鉴类函•孝廉》引《崔氏家训》）  据此，许慎若三十岁举孝廉进京，应该是在章帝末年。

许慎进京后做过什么官，史书未见详载，唯许慎的儿子许冲《上<说文解字>表》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清 段玉裁注：“太尉南阁祭酒，谓太尉府掾属出入南阁者之首领也。”许冲又称“（父）本从（贾）逵受古学。”贾逵是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为一代鸿儒，为了表示皇家对他的恩崇，“皆拜贾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黃门署。”（《后汉书•贾逵传》）  汉制举孝廉者往往先被迁为郎。据此，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认为：“许君自郡功曹举孝廉，因至京师，得从贾逵受古学，遂拜为王国郎，乃留京师。”（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  王国郎品级很小，俸禄“中二百石”， 具有这个品级的人，通常是中央各部门的秘书。太尉南阁祭酒一职应该是在王国郎之后得到的。卫宏《汉官旧仪》说：“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补西曹南阁祭酒。”许慎素有德高行清，孝悌廉明之称，又为孝廉之士，部门王国郎，符合第一科入选条件，所以被选拔为太尉南阁祭酒，成为太尉身边的得力助手。这个职位比王国郎高，俸禄“比四百石”。

许慎在京城得到的第三个职位是五经博士。许冲《上<说文解字>表》云：“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说明许慎曾在皇家东观书库校定过图书典籍，并且教授过中宫近臣读书识字。根据《后汉书•安帝纪》载，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命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又据《尹珍故里》一书考证：“王充、张衡、班固、许慎、桓荣、贾逵、马融、郑玄、蔡邕等都曾游学或授学于洛阳太学和宫廷学校。”“尹珍曾于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赴京，拜当时大儒许慎为师，学习五经、文字、书法，历时八年，于107年返回故里。”“在太学里传授五经的官称五经博士，学生则称博士弟子。”（《尹珍故里—正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由上说明，许慎在京校书、授书约二十年以上。应当有五经博士这个职位。况且东汉时在中宫授书本就是五经博士份内的事。因为皇家设立这个职位的目的，就是要博通经籍的人传授古代文化，特别是传授儒家经典。许慎有“五经无双”之誉，连有名的校书郎马融都“常推敬之”， 所以许慎为五经博士是当然的事。五经博士的俸禄是“六百石”。

由上可知，许慎在京城生活时间应该在三十年以上。

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圻裂，水泉涌出。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弟，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后汉书•孝安帝纪》）  许慎年已六十余岁，因其为官清正廉洁，品行高妙端方，被选派到洨县（今安徽固镇东）任县长。《后汉书•许慎传》所谓“再迁，除洨长” 即指此。但许冲上《表》却未提“洨长” 一职，只说“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此解释说：凡史云“故某官”者，谓皆最后致仕之一任。不云“故洨长”， 然则疑洨长落职，已而归里，卒于家。陶方琦《许君年表》说：“许君既除洨长不乐之官，乃托病而归。故于后三年之建光元年遣子冲上书，犹云‘今慎已病’，即是前年托病不为洨长之说也。又云‘故太尉南阁祭酒’， 以不为洨长，故仍书其太尉原旧官也。”依此说许慎虽辟洨长而未就任，故许冲未提洨长一职。

由上可知，许慎居京三十余年，并未依恩师侍中、中郎将贾逵之名乞官；依太尉府之威要官；依教授中宫近臣之势，攀附权贵而要求升官，而是凭自已的才智，顺其自然地为官处世。清白做人，廉洁做官，不求仕途显达，但求问心无愧。正是在这平凡的日子里，他却创下了名盖显官，永垂青史的辉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