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悠悠千年的历史长卷，包拯以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不朽清官形象，广为国内外中华儿女和崇尚清正廉明的仁人志士所敬重、所景仰。

“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一句经典唱腔将“包青天”的高大形象与七朝古都开封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开封这座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里，包公书写了他为官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包公倒坐南衙”、“怒铡陈世美”、“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六劾张国丈”等民俗传说和历史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近年来，开封市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中，深入挖掘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廉政文化内涵，精心设计建设以包公文化为主题的“一府（开封府）一湖（包公湖）一祠（包公祠）”廉政教育基地等，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廉政文化品牌。本文将结合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特征，本着古为今用、传承创新，发扬光大的文化态度，对包公廉政文化和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

一、开封府有个包青天

包公，原名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生于北宋咸平年间，庐州合肥（今肥东县人）人。他出身官僚之家，二十八岁考上进士，地位显贵，而在为官的道路上兢兢业业，秉公办案，披肝沥胆，赏罚分明，不畏权贵，执政如山，体察民情，心系民生。一提到“开封府”，人们的脑海中就自然浮现出那悬挂高堂的“正大光明”额匾，以及威严肃穆的衙府大堂。《开封府志》第十六卷清楚的记载着开封府的位置：“南衙，宋包孝肃公听证处，即开封府是也。”包拯死后，开封人民为了纪念他，就在副署衙门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如今位于包公湖的西南角位置。目前，开封市博物馆还保留着一块北宋开封府提名记碑，上面刻着开封府尹一百八十三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包拯。

自古以来对于历史人物人们都会有各自的评价，但只有生前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才会永远纪念他。史料为证，包拯在开封时，敞开官府正门，使上讼的百姓得以径直走上堂前自诉曲直。他杜绝奸吏，立朝刚毅，无论是贵戚还是宦官，一旦目无纲常，他都严惩不贷。在当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来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又有文献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1]作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曾评价包公：“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则称：“仁宋时，包拯最名正直。”[2]时至今日，包公祠里的一副楹联，还记录着世人对包公的评价：“赈灾黎，求民隐，断关节，秉政清廉，中原百姓思贤尹；平冤狱，抑豪强，惩污吏，执法严峻，天下几人似我公。”清廉、清正、清明的包公，俨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清官。

二、铁面无私，刚正不阿

包公为官时在民间流传和正史记载的故事有很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包拯为官期间，从来不收取下级官员的任何贿赂。《宋史》中记载，包拯在出任端州知州时，那地方出产名贵的端砚,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一定的数额。历届知州都在定额之外另加几倍、几十倍地征收，中饱私囊，用贪污的赃物去馈赠朝中权贵，以图升官。而包拯接任端州知州后，只按进贡的定额，不准多增派一砚，直到期满卸任，未带走一个砚石。象这样清正廉洁的封建官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包拯在做谏官时，直抒胸臆，从不谗言半句。他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都采纳施行。

包拯执法不阿，不在刑律面前越池半步。有一段时间，包拯曾回到他的故乡庐州任知州，他的一些亲朋故友以为有了靠山，就可以无畏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包拯的一个叔伯舅父恃着自己的外甥是当地大官，别人奈何他不得，便仗势欺人，无法无天。结果，包拯把他逮捕法办，从严处理。于是，其他的一些亲友故旧看到包拯凛然秉直，不徇私情，便都悄悄地收敛起来，谁也不敢冒犯法纪了。

他对亲友如此，对自己的子女就更为严格，他亲笔写了一则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段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3]他把这则“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合肥包公墓的墓碑上面，清楚地看到这几行震慑人心的碑文。

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然有众多赞美之辞，欧阳修其实也是对包公褒贬不一的，他曾经提到过：“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4]包公善理政事，秉公办案，但他并不像苏轼或李清照那样在文学方面才华横溢，但从他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中，足以道出他的思想和为人，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在这寥寥数行的短诗中,表现了他直道而行、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胸怀，他要求自己成为承担重任的栋梁，不屈不挠的纯钢。这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有凭有据的：

第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公“清心“和”直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他把廉政为民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而包公的廉政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价值目标体系，把“礼、义、廉、耻”来作为“国之四维”，成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道德伦理和核心社会价值，甚至影响至今。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追求的是一种道德诚信的品格，“清心”和“直道”充分诠释了“廉”与“正”是封建官员个人修养和操守的道德内容，后来也演变成为了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第二，“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廉洁清正是个人立身之本，诚信之源，它要求主体的自律、自觉、自修的理念，包公具备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尚道德和修养，也具备了“律己以服人，身先以率人”的胸怀和节操。他决心坚守自己清正的官德和的廉洁的品格，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并非惧怕惩罚，而是内心真诚地向往真与善，倘若他能与他人共同维护道德理想，就应该坚定不移，倘若不能，也要坚持自己的操守，决不阿谀奉承，奴颜媚骨。由此来看，要去弘扬一种廉政精神的内涵，作为个人来讲，一定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能只喊出口号，摆出样子，说一套做一套。

第三，“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包公廉政思想的重点是一种封建时代为国为民的执政理念，这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坚持人民路线的执政方针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借鉴和吸收了包公优秀的廉政文化思想。包拯为官数十年，勤政为民，造福百姓，他重视农耕，治理水患，修路通邮，兴教办学，包公自己曾经感叹地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5]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讲，时刻关怀民众的冷暖于心，时刻以民众的安危付诸于自己的职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真正的为人民谋福祉，为人民谋幸福。

第四，“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公一生克己奉公，匡扶正义，他坚持要求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正气作为子女立言立行的道德标准，教育周围的每一个人。包公把临逝时留下的家训，并嘱托给自己的孩子，把这句话作为训诫，教育给自己的后辈，代代相传。包公的一生始终不忘前人的史训，拿自己对比前人的道德准则来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行政之本，并始终把廉政为民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鼓励朝中大臣向魏征学习，并留下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的醒世明言。现如今，组织内部的少数官员误入歧途，不仅仅是源于自身道德的沦陷和职责感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良好的交友尺度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而完全迷失了自我。在受到了他人的诱导和唆使之后，中饱私囊，利益熏心，甚至是拉拢更多的人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士有诤友，以正相谏”，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讲，要始终以恶为耻，以正为鉴，不仅要用正确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来约束自己，还要吸取前人的深刻教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周围的每一个人，由此来找到真正的“诤友”，否则永远是遭人诟病的贪腐“掮客”。

包公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这些精粹的包公廉政思想，既可以古为今用，今以古鉴。又可以警示后人，防微杜渐。我们要弘扬包公优秀的廉政文化，不仅要立足于地方优势，突出廉政内涵，更要利用好开封优秀的历史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机关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村镇文化、家庭文化，并使之相融合，有针对性地创作一批为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廉政文化产品。这样以来，不仅更好地提升本地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地位，同时也优化了城市环境，增加了城市亮点。以期达到争创全国廉政文化名城的目的，将包公的廉政思想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为开封复兴和中原崛起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