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江区六名村官贪污挪用一千二百万元，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图为涉案的东山头村会计周国兴在法庭受审。椒纪 摄

在人们的观念中，腐败的严重程度往往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但近年来，一些村干部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不亚于位高权重者。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查处的东山头村6名村官贪污挪用1200万元的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

6名村官贪污挪用1200万元

涉案的6名村干部，一个是村党总支书记，一个是村委会主任，还有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这些原本应该带领村民谋发展、奔小康的领头雁，却不断蚕食、挪用村集体各种资金达1200余万元，刷新了当地村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纪录。

几个小小的村官，何以能蚕食、挪用千万元资金？

东山头村在当地一度是个明星村。因为靠近市区，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该村发展迅速，早在2011年，全村就实现经济总收入2.5亿元，村集体可分配收入250万元。

今年52岁的周大兴，在2014年案发时已在村里当了20多年村党总支书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浙江四星化妆品实业公司老总，这家他个人的公司曾在当地赫赫有名，但据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亏损”。

一方面是被外界传闻已经出现经营问题的公司，一方面是蒸蒸日上的村集体经济，虽然有村民对此“不放心”，但是周大兴仍然牢牢把持着这个位置，并逐渐把几个村班子成员串到一条利益链上，这也为后来村“两委”班子的集体腐败埋下了伏笔。

据知情人透露，除周大兴开有公司外，村里其他干部也在做生意，如2008年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徐道明，就经营一家石子场。

一边是做生意资金紧张，另一边却有大笔集体资金触手可及，问题由此而来。虽然根据村里财务规定，该村2000元以上至1万元的用款，需由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总支书记签字审批，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由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重大事项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这在一个已经相互勾结的“班子”眼里，要绕开实在太简单了。

2010年3月，周大兴等人直接以徐道明的名义，以编造的环保工程款为由，先后挪用两笔村集体资金，合计60万元。半年后，他们再次编造暂领农村自建小区建设经费的理由，挪走了大笔资金……3年间，他们冒领村集体资金25笔。

据这起窝案的另一关键人物——被另案处理的村会计，同时也是村办企业东山头实业总公司出纳兼会计的周国兴交待，他利用保管公司资金及账务的职务之便，先后将该公司向银行贷款及向村民收取的建房户代办费、地级差价款等资金，共计441万多元占为己有。

把公款当作自己的钱装兜里

谈起这桩案件的办理过程，椒江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村官贪赃的“任性”让他印象深刻，个别村干部把“管理权”混同“所有权”，把集体资产当作个人财产，把村办实体当成个人公司，在管理上搞“家长制”，从而导致了一连串的腐败问题。

做了多年村干部的周大兴，早就是群众眼里的“土皇帝”。而他逐步利用宗族势力，大权独揽，“一手栽培”村“两委”班子，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把村里的钱当成了自家财产。

或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或是抱着“不同流则可能逆向淘汰”的心理，这些各怀鬼胎的村干部，把贪腐当成“自己人”的标准。

椒江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村委会常常是监管的末梢，虽然也有相应的制度，但是一旦发生村干部扭成一团，在违法乱纪的过程中相互纵容、包庇，监管必然会出现盲点。”

“权力离开了监管，自然就会膨胀，这是村官敢犯案、频犯案、犯大案的根源。”一份村官腐败调查报告指出，普通村民只顾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基本不过问村里的事，监督意识也不强，即使有“挑事”的“刺头村民”，也多被村干部以一些小恩小惠安抚。

基层监督关键要落到实处

面对“村官抱团腐败”，必须引起深入反思：集体腐败何以畅通无阻？是什么让内部监督失效、外部监督难以介入？

“权力过于集中，群众知情权没能得到充分保障；财务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力……这些都是存在的问题。”椒江区纪委负责人表示。

有专家指出，农村现在普遍实行村账乡管制度，其目的是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但是在执行上，乡镇农经部门未能很好履行职责，对村级大额支出没有严格审核把关，仅仅是为村里“记死账”，违背了制度的初衷。

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也成了一道虚设的关卡。财务公开完全照搬会计账表的方式，对于公开的内容，即使是专业财会人员也不一定看得懂。群众完全不明白村里财务收支情况，影响了村民对村务、财务的及时有效监督，致使村集体财务公开形式化。

椒江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要有效防止和减少农村腐败案件，必须强化乡镇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乡镇纪委的监督责任，全面改进村账乡管、村务公开等制度，充实乡镇纪委的力量。同时，要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让监督像阳光一样无处不在。（本报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吕玥 王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