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债务纠纷先后遭两家外地法院查封、拍卖的三亚市禄马来酒店。

一栋大楼，因债务纠纷先后遭两家外地法院查封、拍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利益受损的还有相关政府部门，因遭法院重罚喊冤。

这样的怪事发生在海南省三亚市。

这栋大楼叫“禄马来酒店”，5层楼，占地面积600平方米，从18年前的市价不到300万元涨到如今的数千万元。

这起执行纠纷历经18年，最高院5次协调，至今未了。

谁之错？

一栋大楼被两家法院先后拍卖

18年前的1995年3月，因禄马来酒店欠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院”）向三亚市房产管理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查封禄马来酒店。

1997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沙区法院”）因另一案件再次查封禄马来酒店。

因此前三亚市实行的是房地分离登记制度，禄马来酒店使用的土地另有其主，两家法院查封的仅仅是地面上的房产。

虽然沙区法院的查封比南宁中院晚了近两年，但沙区法院却抢先拍卖了禄马来酒店。1999年7月8日，禄马来酒店在沙区法院组织的拍卖中被三亚海岛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公司”）以276万元的价格竞得。

按照拍卖方与海岛公司达成的拍卖合同，海岛公司应于成交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拍卖方支付价款，如违约，则按照《经济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废止，《合同法》同日开始实施——记者注）、《拍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2000年3月，沙区法院要求三亚房产部门解封禄马来酒店，将酒店过户给海岛公司。但海岛公司此时并未付清拍卖价款，直至2004年1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再次拍卖禄马来酒店时，海岛公司仅支付了拍卖保证金20万元，直到2011年6月16日，海岛公司才将拍卖款付齐。

同年，广西高院知晓了沙区法院的查封、拍卖等行为，两家法院因查封执行同一标的物而发生执行争议，广西、新疆两地高院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协调。次年，广西高院提级执行南宁中院对禄马来酒店的查封，于当年9月续封禄马来酒店。

争议升级。2002年11月5日，最高院执行局作出明确答复，这一答复归结为三点，一是南宁法院虽先查封禄马来酒店，但由于三亚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疏漏，没有按照规定对禄马来酒店的查封进行登记，该查封没起到公示作用，因而不得对抗其他法院的查封；二是沙区法院在采取查封、拍卖禄马来酒店直至送达办理产权过户的法律手续等执行措施时，不知已被南宁中院先予查封，不存在重复查封的主观过错，可视沙区法院的查封及对款项的执行合法有效；三是在沙区法院目前已知南宁中院先前已对禄马来酒店查封的情况下，则不应再继续执行，应由南宁中院依法执行剩余款项。

但就在2004年11月11日，即最高院向两地高院作出答复两年后，广西高院将禄马来酒店委托整体拍卖，以250万元成交，拍卖给三亚本地居民李瑛。

此时的三亚已实行房地合一的房产登记制度，因此李瑛在向法院付齐拍卖价款后，还需向禄马来酒店的土地所有者三亚市河西管委会支付土地转让款近114万元、向国土部门支付土地出让金46万余元，最终在2007年7月取得了禄马来酒店的土地房屋产权证。

2009年11月20日，李瑛将禄马来酒店的土地房屋产权证设定抵押担保，向陈守章等4人借款1585万元，这次借款在三亚的房产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沙区法院拍卖了禄马来酒店，广西高院为何又进行了一次拍卖？广西高院在其相关裁定书中解释称，最高院决定由广西高院执行剩余款项后，沙区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向海岛公司去函要求其支付剩余拍卖价款给广西高院，广西高院于2003年12月、2004年8月两次向海岛公司商请支付剩余拍卖款项，但该公司既拒绝向广西高院交付余款也拒绝向沙区法院支付余款。“鉴于海岛公司在买受禄马来酒店后拒不交付拍卖的剩余款项，又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广西高院依据有关法律裁定沙区法院的第一次拍卖“流拍”，并执行对禄马来酒店依法再次进行拍卖。

最高院多次协调

然而，广西高院对禄马来酒店的拍卖不仅未得到最高院的认可，反而被严厉批评，同时被批评的还有沙区法院。

2009年1月8日，最高院执行局下发给两自治区高院的（2007）执协字第3号文件的第一句话即指出，“在落实过程中，两地执行法院又发生争执，本应报告我院继续协调处理”。

该文件严厉指出：“但两地法院既不配合，也不向我院报告相关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明知争议标的物已被新疆执行法院拍卖并被我院上述函文认定有效的情况下，重新将该标的物拍卖，造成目前‘一房两卖’的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

最高院的文件责成两法院协商沟通，妥善处理，否则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但这份文件并未解释广西高院的拍卖为何无效。

2010年12月，最高院执行局第三次致函两地高院，再次明确广西高院应承担主要责任，责令广西高院自行撤销拍卖及过户裁定，并明确广西高院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同时明确新疆高院监督沙区法院收齐海岛公司拍卖款，交给广西高院支付其涉案债权人，将禄马来酒店变更到海岛公司名下。

最高院的协调函继续影响着禄马来酒店的命运。2011年3月1日，广西高院推翻了自己之前拍卖禄马来酒店的裁定，李瑛为竞拍所支付的250万元由广西高院退回，而李瑛则始终拒收。

执行回转遭异议

收到广西高院的裁定书，李瑛惊诧莫名，随即提出异议。李瑛认为，自己是依法从法院善意获得，依法拥有房屋产权，而且该房屋的土地权与拍卖无关，完全是自己另行依法获得，现在要执行回转，应该享受依法获取财产现在价值的赔偿，而不是退回当时支付的拍卖价。法院要求土地回转完全违法，坚决依法拒绝。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广西高院2011年8月17日对李瑛异议的裁定书是该院当年第一号执行异议裁定书，裁定书一一列出两地法院的争议，并特别单列一段写道：据查，2000年3月7日沙区法院向三亚市房产管理部门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要求将房产协助过户给海岛公司，但买受人海岛公司只交付了拍卖保证金75万元（后来又退还55万元，实际只支付了20万元），剩余拍卖款一直未交付。虽经沙区法院及南宁中院多次追索，海岛公司仍拒不交付。

裁定书认定，李瑛参与的拍卖无效是根据最高院的协调意见，广西高院未经协商即再次拍卖，造成“一房两卖”，因此拍卖无效。

对此，李瑛认为，广西高院排除、限定了其诉讼权利；执行回转不适用于竞买人，如造成李瑛损失应适用国家赔偿；执行回转将对李瑛依法设立的抵押权与租赁权以及对房屋进行的修缮、装修造成巨大损害。但广西高院称“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广西高院还专门指出，广西高院拍卖的是禄马来酒店的房屋产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故李瑛主张其已取得该房地产完整物权，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的诉求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球”又踢回了最高院。2012年5月24日，最高院在李瑛复议的执行裁定书中认为，涉及禄马来酒店的争议已多次审查并定性，故可不进行听证。李瑛虽通过广西高院委托拍卖竞买成交，但其应当知道其他法院已经拍卖在先，竞买人明知标的物系第二次拍卖依然参加竞买，对拍卖被撤销的后果应自行承担，不能认定为善意取得。

“执行回转不仅适用于执行依据错误的情况下，在纠正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时同样适用。广西高院按照本院的要求撤销错误拍卖，以执行回转的方式纠错，并无不当。”这意味着，最高院认定了广西高院执行过程中存在了违法行为，而李瑛只能自行承担后果。

本报海口8月28日电

三亚两部门遭重罚喊冤

法院之间的争执让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两难境地。

三亚市法制部门起草的文件中称，因禄马来酒店经两法院先后两次拍卖，造成协助执行难，就此问题，三亚两部门多次与两法院进行沟通。

中国青年报记者回溯三亚两部门与法院间的沟通过程发现，两部门在两法院争执过程中陷入两难境地，无所适从，无论执行哪一家法院的裁定，三亚两部门都逃脱不了被另一家制裁的命运。

2007年7月，三亚两部门函告沙区法院，拟按广西高院协助执行文书要求办理禄马来酒店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沙区法院回函称，先不要协助广西高院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两部门过户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后果均由两部门承担。

在此情况下，2007年8月9日，两部门再次致函广西高院告知沙区法院的态度，而广西高院的回函仍要求两部门继续协助执行办理禄马来酒店权属过户手续。回函称：“否则，将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你两局予以处罚。”

接到广西高院回函后，两部门着手进入协助执行程序。而要想办理权属过户手续，两部门还要过一道关：三亚市1997年开始实行房地两证合一登记制度，如果李瑛仅取得禄马来酒店的房屋产权，则根本无法办理房地产权证登记手续。两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说服李瑛必须受让土地使用权后方能办理土地房屋登记手续，李瑛最终接受并成功办理了禄马来酒店的《土地房屋权证》。

由于三亚两部门不执行沙区法院裁定，沙区法院于2010年5月12日向两部门作出民事制裁，对两部门各罚款30万元。

在最高院协调下，广西高院2011年3月1日撤销了对禄马来酒店的拍卖裁定，同日要求两部门将禄马来酒店权属恢复至未变更为李瑛所有时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4月13日，沙区法院送达三亚国土环境资源局通知书，要求将禄马来酒店土地房屋权属过户至海岛公司名下，而禄马来酒店土地权是在拍卖之外，李瑛花费巨资从另一单位购得的。

三亚市的法制部门在材料中未明确两部门执行了哪家法院的要求，但明确说明2011年6月8日，“我市房产部门已协助执行将禄马来酒店之房屋权属恢复至未变更为李瑛所有时的状态”。

两部门的执行再一次惹恼了沙区法院。2013年1月9日，沙区法院再次对两部门分别作出罚款100万元的决定，并对两部门的负责人分别罚款10万元。

三亚住建局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作为政府部门，住建局没有审查法院法律文书的权力，只有执行的义务，沙区法院的制裁没有依据。

该负责人称，第一次受到制裁后，三亚市进行了协调，最高院在给三亚市政府的复函中也已明确，将责成新疆高院监督沙区法院撤销对住建局、国土局的制裁，但沙区法院不但不顾最高院的协调意见，反而再次加重处罚。

同样让两部门陷入困境的还有李瑛及其抵押权人。他们获悉法院决定要将禄马来酒店执行回转给海岛公司后，强烈反对，三亚市法制部门的材料称他们“多次到两部门大吵大闹，并拉挂横幅标语，已严重影响两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及政府部门的形象”。

三亚两部门的困境最终促使三亚市政府请示最高院，形成了2011年12月最高院进行的第四次协调。然而，三亚市法制部门的材料显示，三亚市政府发现最高院的第四次协调未完全召集涉案各方致使收集信息不准确，三亚市因此认为“导致最高院的协调方案与实际不符”，“最高院的协调方案中也未明确抵押权人权益保障问题，不利于问题彻底解决”。

三亚市有关部门对法院执行的抵触，迎来了最高院直接到三亚市政府及两部门进行协调，2012年12月10日，最高院法官在三亚要求三亚市政府协助沙区法院变更权属登记，但对执行回转的善后工作及两法院责任却仍未明确，也未明确李瑛及相关抵押权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三亚法制部门的材料认为最高院“对不在执行回转范围内的禄马来酒店之土地使用权如何处理亦未作出回应。”

三亚市法制部门在材料中指出：“在此次协调会上，最高院口头明确由广西高院负责处理案件执行回转导致的全部问题。但截至目前，广西高院未采取任何方式与当事人有效沟通或履行任何职责，导致当事人将所有压力均转移到两部门，对我市极其不公。”

让三亚住建局感到奇怪的是，从最高院到沙区法院均已要求将禄马来酒店产权过户至海岛公司，然而直到目前，海岛公司既未按照我国房地产办证实行“先税后证”的制度向三亚地税缴纳税款，也未向三亚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三亚两部门即使想办理也无法单方面启动办证手续。

三亚市有关部门虽然起草了文件，计划紧急向全国人大反映，并请求全国人大督办，但这份文件却受制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发出。据悉，三亚市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期间曾专门询问过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答复是仍在协调中。

就禄马来酒店执行纠纷案，记者向最高院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希望采访执行局相关法官，新闻中心有关负责人告知：最高院执行局表示此案和最高院没有关系，所以不接受采访。同时表示此案都是下面两个法院的问题，建议记者去采访新疆沙区法院和广西高院。

8月27日，记者向广西高院新闻处就禄马来酒店案发出采访函，新闻处及该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中回应：禄马来酒店执行案的后续处理，广西高院将在最高院的指导下进行。

8月28日，沙区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到记者采访申请时称，如采访，需新疆高院同意。（本报记者 任明超 《农民日报》记者操戈）

本报海口8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