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12月28日讯 “江苏、广东官员抛售房产”，这则新闻本周持续在网上发酵，引发媒体和网民热议。本报“还原真相”栏目针对文中涉及江苏的内容进行了调查。
 

官员抛房”是如何获得信源的？
 

“酒桌听说”，记者未实地采访。苏州房产中介查无其人，所依据的网文，其作者也是听说的。
 

2012年12月22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管的《华夏时报》刊登《二手房市场频现“灰色房产”》一文，提到“江苏省某理财顾问姚立群（化名），近日收到苏州市多个中介的放盘短信，其中常茂中介的负责人说，有8套房是当地某镇国土资源部门一位领导及其亲属挂牌转手的房子。对于该领导姓名，中介不愿透露”。随后，该文被冠以各种醒目标题，被纸媒和网络疯转。
 

12月23日，记者联系到采写该报道的《华夏时报》刘记者。她说：“江苏官员抛房的消息，是近期去南京采访时在饭桌上听朋友讲的，不是正常采访渠道而来，文中的人名、镇名也并不确切。”
 

“那苏州常茂中介呢？”记者问。“也是听说，是一家私人中介吧？”她说，苏州等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情况，她六七月份就有所耳闻，“但都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自己并没有实地追查。回到广东后（驻粤记者），发现当地官员抛房情况更为普遍，就写了这篇报道。”
 

记者随后联系苏州多家房产中介，均不知晓有个“常茂中介”。12月24日，苏州市工商局和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也相继回复记者，“查无此中介”。
 

“苏州官员抛房”一说从何而来？记者进一步追踪发现，12月6日，苏州365地产家居网曾发过一条信息《苏州新区现超低价二手房，传为某官员大批抛售》。记者随即联系该网文作者王小姐，她说，当时也是听中介讲，某官员有10套房子分给好几家中介低价代理，至于房主姓甚名谁，谁也不知道。
 

我省其它城市还有“官员抛房”？
 

即使“官员抛房”也不会真名实姓，仅从房产中介机构无从查实
 

《华夏时报》该文称，“江苏、广东多地出现政府机构人员委托中介放盘出售现象，房子卖得比较急。”于是，记者对省内多家房地产机构进行随机调查。
 

省住建厅有关人士告诉记者，11月份我省13个省辖市市区二手住宅供需两旺，挂牌量和成交量均有所上升。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重庆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二线城市也是如此。
 

“这是今年3月以来市场回暖所推动的，加上年底一部分被压抑的刚需释放，导致挂牌或交易量上升。涨幅属于正常区间，没有数据显示同‘官员抛房’相关。”南京链家市场分析师尹筱沁认为。
 

南通市红峰二手房代理公司听到记者询问“官员抛房”话题，谨慎回答：“我们无可奉告。”扬州市我爱我家房产中介公司干脆拒绝采访。
 

宝泰房产是徐州规模较大的一家二手房中介公司，拥有近20家门店。12月24日，记者询问东区门店经理“官员抛房”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官员抛房虽有耳闻，但无证据，所以不好说。”
 

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市场部经理舒莉莉则对“官员抛房”消息持怀疑态度。理由有二：即便有官员抛房，房产证也未必写本人名字，真伪难辨；官员“灰色房产”不可能构成二手房市场主体，即便抛房，也不易察觉或引起市场波动。
 

而南京中原地产交易中心主管李千娥向记者提供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公证委托他人卖房比以前增多了，近两个月，公司每月都有四五单这样的生意。房主自己不出面，而是办公证、委托他人卖。这其中是否有官员的‘托’？不得而知。”
 

二手市场火爆是因“官员抛房”？
 

市场异动可作为反腐线索一查到底，但不能妄下定论，一概而论
 

《华夏时报》该文还说：“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近日称，许多官员拥有几十套房子，对市场起着极坏的作用。随着‘房叔’‘房嫂’曝光，预计今明两年二手市场将会火爆，因为官员开始卖房子了。”
 

12月25日，记者致电中坤投资集团新闻中心求证，对方答复：“黄董事长在论坛上的即席讲话被断章取义了。当时他是半开玩笑讲的，没有那么强的针对性，不必深究。”
 

那么，“反腐前哨”官员财产公开地区会大量抛房吗？记者把目光投向较早试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南京江宁区。记者了解到，12月5日，媒体报道南京市纪委肯定江宁区先行先试做法后，江宁二手房交易出现异动。南京满堂红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媛提供的公司片区数据显示，12月6日－10日江宁区二手房挂牌量较1－5日环比增长35%，12月1日至23日的挂牌量也较11月份上升23%，成交量也增加了10%。“但成交量猛然放大是否与‘官员抛房’有关，这个真不能妄下定论。”她反复强调。
 

江宁多家房产中介私下告诉记者，官员抛房的情况的确有，但他们相当谨慎，肯定不会在一家中介公司或一个门店同时挂多套房，事前会把房产转给亲戚朋友或者私下找好买主，找中介公司代办一下过户业务而已。要鉴别是否官员卖房，真不是件容易事。
 

昨天，江宁区纪委常委薛松答复记者说，目前尚未接到“官员抛房”相关举报，但区纪委会主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欢迎群众提供线索。
 

刚从中纪委开会归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反腐败要着眼制度设计和配套，比如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最基础性的反腐败制度。好的制度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包括完善社会信息统计和征信系统等。房产交易的异动，可以作为反腐的线索和突破口，一查到底，但不能据此简单定性，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