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村官”，一年竟能通过协助政府拆迁“捞”得200多万元，这不是传说，它就发生在郑州市金水区沈庄村原村长宋留宝身上。《村官犯罪警示录》揭示了多起类似案例。根据省纪委的要求，这部由济源市人民检察院录制的纪录片，7月至9月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放映。

    这部翔实的纪录片列举的事实，触目惊心。当前，“村官”经济犯罪，呈数额大、隐藏深，高发、多发等特征。比如上文所说的宋留宝，贪污巨额补偿资金，却迟至五年后落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征地、拆迁、改造在各地比较普遍，农村经济本身也得到很大发展。在协助政府从事相关工作或营运集体经济的同时，大笔资金从“村官”手中流转，这为其中某些人铤而走险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村官’权力集于一身”，“对‘村官’犯罪量刑畸轻”……诚然，这都是“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但它们之所以被称为“顽症”，就是因为，提出了问题，但离问题的解决仍有相当差距，光靠提出这些问题远远不够。比如，如何增强“村官”的法律意识？如何健全村级财务制度？如何对“村官”“限权”？它们的原动力何在？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村官犯罪警示录》引用的邓小平同志这句话，揭示了最终答案。制度设计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从村级而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以及我省积极探索推进的“四议两公开”，不失为遏制“村官”权力泛滥、以权谋私的好制度。但需要制度配套跟进。“村官”违背这些制度时，现阶段仅靠村民去监督，力量并不对称，而且在现实中不乏悲剧。一些地方农民群众被迫走上上访告状路，但“村官”运用其积累起来的各种财富、资源，围追堵截，甚至把某些地方政府拉拢为“同盟军”、“利益共同体”。

    面对形势严峻的“村官”经济犯罪，进一步完善制度迫在眉睫。如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如何让他们的意见和心声更顺畅地转化为执政意志？如何中断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官”的利益关联？如何加强对上自各级政府下至村级组织的严格监督？——最基层的“村官”经济犯罪，实则在最根本也是最迫切的层面上，拷问着我们的破解能力。（作者：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