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经历过民国乱世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小饱尝饥饿折磨之苦，大集体时代他又担任过生产队粮食保管员，掌管过一、两百号人的嘴巴和肚子，因此对粮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常有不近情理之举。听说他曾经不依不饶，硬是把一个企图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生产队长告下了台，还把两个挖洞潜入粮仓、盗窃粮食未遂的亲属送进了监狱。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养父如鱼得水，在村里率先引种杂交水稻，采用科学施肥技术，通过精耕细作，我们家的粮食连年丰产，自给有余。接着他又主动承包了地处偏远山区的一片荒田，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并利用我们家靠近圩场公路边的优势，自酿自卖开了一间水酒店。尽管生活环境、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但他始终坚持粗茶淡饭，从不大吃大喝，对家里的吃穿用度管制到近乎抠门的地步。

  我小时候爱挑食，每次进餐都会落下一桌面的饭粒菜屑，养父总是低着头、伸出嘴，仿佛一台轻便精密的吸尘器，小心翼翼地把渗透着我的鼻涕和口水的混合物一扫而光。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因家访滞留在我们家吃饭，也许是饭菜实在不合她的口味，一碗饭只吃到一半时，她欲言又止地想找个地方倒掉。养父见状，急忙接过来倒在自己的碗里，一边吃一边咂巴着嘴自嘲：“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

  养父木讷寡言，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好编造“浪费粮食要遭雷公打”之类的迷信谎言来吓唬我。其实，那时他就是讲得出，我也不会听，更不会懂。直到我十二岁那年，山上的野猪骤然增多起来，一夜之间把我们家的稻田糟蹋得颗粒无收，养父一个老男人竟绝望得嚎啕大哭，犹如混混沌沌中一声霹雳，真把我给吓坏了，隐隐约约感受到了粮食对于农民的份量。

  事后，养父一连数日带着干粮和砍柴刀进山，意外地捉回了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黑毛小野猪。用现成的米糠、酒糟精心饲养了几个月，城里的野味餐馆闻风而至，全部高价收购。养父又用这笔“巨款”买回来一头健壮的大水牛，农忙时除了耕作自己的责任田，租给别人每年还能收获十多担稻谷，如此也算是因猪得牛、因祸得福了。正因有上述种种经历，养父被无聊之人添油加醋，取了两个半褒半贬的绰号——“黑面猪”、“骚牛牯”。

  然而好景不长，这头大水牛终究是功不抵过，给我们闯下了一场大祸。那天下午，我听从养父的吩咐上山放牛，由于只顾着采摘野果子吃，没有注意到它溜进了山脚下刘二狗的庄稼地里。正在干活的刘二狗抡起锄头就打，结果把那厮给打疯了，撒开四蹄漫山遍野一阵狂奔，邻居钟三娘的小孩躲闪不及，整个人被牛角尖扠了起来。危急关头，幸亏本族一个堂嫂挺身而出，她“呃哞呃哞”的柔声叫唤着，终于成功地稳住了受到刺激的水牛，把小孩从牛角尖上救了下来。

  晚上，刘二狗、钟三娘两家人找上门来闹事，张口“黑面猪”、闭嘴“骚牛牯”的骂不绝口。养父自知理亏，低声下气地答应给予他们适当的赔偿，好不容易才把风波平息。随后，他拿起一块竹片劈头盖脸向我打来，这是记忆中养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动粗。我惊恐地连连后退，不料被身后的椅子绊住了脚，重重的一下跌倒在地上。这一跌，后果很严重，我的左手臂立时红肿起来，痛得我呼爹喊娘，遍地打滚。养父见势不妙，赶紧把我背去医院检查，原来是手臂关节骨折了，虽然得到了及时医治，但未能复位到原状。

  都说“积谷防饥，养子防老”，养父终日劳碌、一生节俭，含辛茹苦把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弃婴抚养长大，但我并没有尽到“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孝道责任，反而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自此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和肝炎，但他坚持不肯住院医疗。按照有关政策，他本来可以申请五保，入住敬老院，但他也选择了放弃。他说他老不中用了，没有必要为他浪费钱财。就这样，他每天只吃两餐稀饭，服几片止痛药，安祥地在千禧年六月那个火热的父亲节驾鹤西去了，享年76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自己也变成了三个孩子的衣食父母，一天到晚总在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真切地体会到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遗憾的是，孩子们跟我小时候一样“饱人不知饿人饥”，浪费粮食相当严重。我不得不学着养父的样子替他们处理残羹剩饭，凭着多少识得几个字，照本宣科向他们大谈“民以食为天”、“粒粒皆辛苦”。我不愿意他们都如上一辈那样辛苦麻木地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垮掉的一代”那样放浪不羁地生活，他们应该有更安全、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刘小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