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世界文化大师，也是散文大家。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语丝》时期（1924-1926）、《论语》和《宇宙风》时期（1932-1936）、《无所不谈》时期（1965-1968）。林语堂和鲁迅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晚清、民国乱世文人，因成长背景有别，境遇、志趣各异，林语堂、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等诸多文学大家的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

林语堂首倡“幽默”（Humor），是从西方引进幽默第一人，号称“幽默大师”。对于幽默的济世价值，他在《论幽默》一文中有这样论述：“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将幽默价值视为人生至乐，同时代国内文人当中恐怕除林语堂外，再无他人。与同时代文人相比，林语堂俨若“不合时宜者”与“先知先觉者”，其散文作品似乎是写给未来读者阅读的。难怪鲁迅会发此讥语：“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可一家之说，毕竟难掩其瑜，林语堂才识渊博、学贯中西，智慧和才情举世瞩目，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其他文学大家，国际文坛更是声名鹊起，曾被视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其《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作品，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西方人重新认识古老的中国。“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故居存留的这副对联，正是其笃学尚行、放眼世界的真实写照。

林语堂诸多散文篇什中蕴含的人文关怀令人受益匪浅、启智良多。譬如《论躺在床上》一文写道：“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休息，宁静和沉思的姿势。使思想自由驰骋，而能看到人生之美：可以由一片玻璃或一幅珠帘看见人生，现实的世界笼罩着一个诗人的幻想的光轮，透露着一种魔术般的。在床上，他所看见的不是人生的皮毛，人生变成一幅更现实的图画，像倪云林或米芾的伟大绘画一样。”躺在床上平常事，竟能演绎出如此精妙而绚丽的情思来，林语堂的生花妙笔和丰富联想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事实上，恰恰在这种放射式、夸大性联想中，读者才深切领悟到某种素有同感而拙于言表的生活智慧与生活机趣来，而这就是林氏散文的核心价值所在。再如《论解嘲》短短千字文里，林语堂笑谈式列举了苏格拉底、林肯、金圣叹、西班牙守礼伯爵、耶稣等诸多充满幽默警示意味的名人故事或趣闻轶事。其中，苏格拉底遭遇夫人惩罚盆水淋头后的解语“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与西班牙守礼伯爵临死前拒绝访客长谈的那句“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如此貌似放浪有加、严肃不足的幽默笑谈背后，其所倾注的是作者对人世生活的博大宽容与智慧思考，而这，实属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

林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省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其幽默闲适性情与颇具西方色彩的家庭宗教信仰背景息息相关。林语堂周游列国，登高望远，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其思想境界、西学素养、艺术情趣自是与众不同。在国破家亡年代，林语堂将“幽默”引入国民生活领域，虽然凸显不合时宜，却在情理上契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文包容诉求。如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幽默闲适”其实是不分贵贱、不论等级、无伤大雅的文化个性表达。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无论身居何时、何地，国计民生里掺进幽默闲适元素，总能给人带来娱人自娱的“幸福特效”。

与“文坛斗士”鲁迅一样，《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也曾充满正义感和大无畏斗争精神，表现在其前期散文（主要是杂文）中则凸显“匕首、标枪”特性，中后期的散文则倾注着深重而浓烈的人文关怀，“幽默”成为“关键词”。

斗转星移，时易境迁，文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说当年的林语堂将“幽默”引入国民生活领域凸显不合时宜的话，在如今和谐共荣的时代里，林语堂的人文贡献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

晚年林语堂始终怀着一股浓浓的思乡情。1962年，林语堂到香港来看次女林太乙与在香港新闻处任职的夫婿黎明，说到香港有山有水，风景像瑞士一般美。林语堂却说不够好，这些山不如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之山。“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林语堂曾在《八十自叙》中如是说。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病逝，遗体运回台北阳明山安葬。

林语堂的人文贡献，不仅在于其人其文，更在于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张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