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利用职权大肆贪占，积财之巨堪比国库；儿子紧步父尘后来居上，行贿百官广置豪宅，最终却身首异处家破财丧，为后世留下一个恶劣家风酿祸端的完整故事。这就是《旧唐书·王锷传》给人的烙印。

王锷年轻时，任湖南团练府营将，曾单枪匹马，只身前往叛将王国良驻地，诱降了王国良，为此升任邵州刺史，后来又调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唐代镇守岭南广州的官吏，清廉者极少，大都借机狠捞一把，强征豪取贪污受贿。王锷也不例外。当时，广州人与夷人杂处，地税征收不多因而都聚众求利于河市。王锷能算计居民产业从而征收税利，所得收入与两税相差无几。王锷将两税钱除上供、四时进献及供奉外，剩余的都归入自己囊中。各国船舶驶至，利钱全被王锷没收。于是王锷的家财比公府收藏还富。王锷每天发遣十余艘小艇，多载犀角、象牙、珍珠、海贝，自称是商货而出境，以数月为周期，循环不绝，共八年，京师的权贵多因王锷的财货而富。

王锷通过贿赂朝中权贵，官越做越大，不是白居易力谏，早就当上宰相了。《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可当其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

王锷上述贪婪的习性、行贿的伎俩，感染熏陶了其子王稷，待到王稷长大成人为官以后，其所作所为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多行不义必自毙，王稷的结局也就更加悲惨。史载，王稷官至鸿胪少卿。王锷在藩镇时，王稷常留在京师。他用家财侍奉权贵，视他们官位的高低来进行贿赂，不等禀告他的父亲就去施行。他广建宅第，曾奏请借坊地来增加面积；又造夹墙挖洞穴，将金钱填在其中。高品大员贪图他的赏宴，与他一起游乐，而不怕舆论非议。到王锷死后，家里一奴仆向朝廷告状，说王稷偷换王锷遗表，隐藏了本应进献的钱物。唐德宗命令讯问那个奴仆，又派遣宦官到东都洛阳去验查他的家财。宰相裴度苦苦劝谏，才停止追究并杀死奴仆。后来，王稷出任德州刺史，多带金宝、仆妾赴任。节度使李全略贪图王稷的钱财，故意纵使本州军队叛乱，杀了王稷。王稷的家人包括女儿等全被李全略霸占，用作女妓婢女。

对于王锷父子的悲剧结局，书史者深为感叹，在《王锷传》的最后写道：“贱收贵出，务积珠金，唯利是求，多财为累，则与夫清白遗子孙者远矣！凡百在位，得不鉴之。”“惟彼太原(王锷自称太原人)，战勋可录。累在多财，子孙不禄。”用今天的观点再加以审视，王锷父子不仅仅是“累在多财”上了，而是祸在财取之不义，又用之不当；祸在父贪贿成性，子又继承发展了其父的这项嗜好。总之祸根就在于王锷既贪婪钱财又善于行贿的家风上了。王稷从其父的从政轨迹中，认准了几个歪理邪说：当官就要盘剥百姓，贪污受贿，这样万贯钱财就犹如活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入家里来；要能够平安当官，得以不断升职，就要献其所有投其所好，巴结贿赂朝中权贵；无论到哪里做官，只要有足够的金钱珠宝，就会拥有你想要的一切。正是在上述理念的驱使下，王稷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王锷父子的悲剧，今天在那些落马官员的身上不还在重新演绎着吗？老子在地方担当要职，贪污受贿，猛积家产，其子女或亲属，也大办私人会所、开高档酒楼，平日里灯红酒绿讨好侍候用得着的各方人士，有情况时则不惜大把撒钱摆平消灾。一家老小形成了腐败的完整链条，且这样的链条又往往相互紧扣，一环套着一环，既推波助澜于腐败，又侵蚀败坏着社会风气。可以说这种家族式的腐败，即完全用贪腐的家风串联起来的腐败，严重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政府的健康肌体，必须予以揭露和痛击。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这方面的反腐力度，一大批家族式的腐败大案得以揭露出来，人们拍手称快。要不停手不歇脚，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以正在展开的不动产登记为契机，夯实领导干部财产报告制度，包括国内外的存款、房产、车库、投资性财产、自己及代理人所办公司等，都要一一填报清楚，对以种种理由故意瞒报者，一经查实务必从严处理。对恶劣家风导致家族式腐败的案件，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手软。对这样的案件还要予以通报曝光，给饱受其害的有关地方、企业和广大民众一个交待，宣誓党和政府严惩腐败的坚定决心。（左连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