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情操若节，不改初衷，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压题图片选自《点石斋画报》。

记得当兵提干后，我将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父亲，他回信说：“这是国家给你的正俸，以后就靠正俸过日子了，不要做贪财的官。”打那时起，我就悟出一个道理，守着正俸过日子，虽然不可能锦衣玉食，倒也衣食无忧，过得踏实。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对靠正俸过日子的感受就愈加深刻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弊政丛生、贪欲横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个例，但也不乏清正廉洁、靠正俸过日子的人，并且史书将其立传，使这种正气得以流传和弘扬。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为“循吏第一人”的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官至楚国令尹，即宰相。在位时，他的政绩有口皆碑，整顿吏治、颁布典律，兴修水利、根治水患，伐陈围郑、奇兵破晋，施教导民、廉政爱民，辅助楚庄王，在烽火狼烟中，渐成霸业。封赏时，孙叔敖却“为辞不就”，仅守着朝廷俸禄过日子。他去世之后，儿子却因为家贫，不得不以砍柴为生。楚庄王闻之孙叔敖身后的家境后，竟被感动得“涕如滂沱”，遂将“寝丘四百户”的地方封给了孙叔敖的儿子，用来祭祀故人、供养子孙。

《旧五代史·晋书》中，还为一个叫高汉筠的官员立传，说的是他在襄州供职时，有位恶吏想收买他，趁暗夜私赠白金五百两。高汉筠正色道：你不是剥削农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贩，“吾有正俸，此何用焉！”遂将白金悉数上缴，并告诫该吏不可再为。官逢乱世，在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在邪恶面前正气凛然，实属难能可贵。

在一般人看来，古代为官肯定俸禄丰厚，且不说腰缠万贯，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好于普通百姓许多。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对官吏都是低薪制，明清两代更是历史上薪俸最低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官吏队伍过于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另一方面是“潜规则”作祟，许多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搜刮民财。朝廷迫于无奈，有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发展到民怨鼎沸的程度，一般不会追究。《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一书中，真实地记载了曾国藩的个人收支状况。按他当时的官职，年俸为125两白银，用大米购买力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那么他一年的工资加上所有津贴换算过来就是2.5万元钱，每月2080元。由此可见，曾国藩虽然是朝廷命官，但却是个穷官。为了弥补开销不足，他不得不向人借钱。他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道光二十一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花光了，借了50两才勉强过了年。做官赔钱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现象，这是当时京官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沦为贪官，这主要得益于理学修养的作用。正是靠着自觉的内心修炼强化自己的意志力，从而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官吏正俸的多寡，与他们是否守廉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意味着俸低必贪。其实也有一些官吏虽然俸禄很低，但却甘于清贫，两袖清风，恪守为官做人的底线。宋代的王安石任宰相后，俸禄虽然比普通官吏高出一些，但却一直未置私产，直到罢相之后，才在金陵郊外建了个“半山园”。据《续建康志》载：“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可见简陋之程度，远非今日一些官员的别墅可比。明朝的海瑞，为官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清廉自守，在南京都察院任上殉职后，其同僚在整理海瑞的财物时，竟发现他只有8两银子、几件布衣，旁观者唏嘘不已。清代的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的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情操若节，不改初衷，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靠正俸过日子，说到底是对清廉的坚守，也是自我人格的升华。历史上这些“清官”，他们做官清廉，不只是为了人生的点缀和粉饰；他们做人刚正，不只是为了做官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将“做人”与“做官”融为一体、贯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责任和义务，在“做官”中持守“做人”的本性和尊严。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些，但却使人格生辉、光耀后世，他们虽然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家产，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

封建官吏中的有识之士尚且懂得“吾有正俸”、不可贪腐，恪守为政清廉的本色，今天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共产党人，有着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金钱观，理应做得更好些。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志存高远，廉洁自律，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树立起新时期人民公仆的丰碑。孔繁森深谙幸福的奥秘，以甘愿付出为自己的幸福追求，他不仅甘于清贫，而且还自掏腰包为藏族老阿妈送衣送药，收养藏族孤儿，甚至用自己卖血的钱来改善孩子的生活。刘金国从来没有收过单位和个人馈赠的礼金、礼品，他的两袖清风一度令人不解，有人说他是在装样子，他却说：“我所做的一切，作为共产党员是完全应该做的。如果说这是‘装’样子，我宁愿‘装’它一辈子。”相比之下，有少数党员干部却信奉“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陈腐“官念”，以“做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任性，不靠薪水过日子，而靠权力寻租，靠不正当手段敛财，其贪欲无限膨胀，达到一发而不可收的程度。对此，靠“正俸”过日子，就成为对官员的一种道德“拷问”、灵魂烤炙。守不住这条底线，身受缧绁、被人耻笑便是迟早之事。

朱元璋曾告诫文武百官：老老实实地当官，守好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比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以天天汲取，用之终生。现在干部都有一份稳定收入，组织上从工作考虑又给了许多必要的工作待遇，细细算来，我们得到的已经不少了，应该十分珍惜。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如果干部以权谋私，在正俸之外还要不择手段地攫取灰色收入、违法所得，自己把自己打倒，既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家人，不仅丧失了为官之德，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其实官员靠工资过日子，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而是为官从政的底线，是确保干部不出事的护身符。只有靠工资过日子，才能珍惜生活，知足常乐；才能远离诱惑，保持本色；才能饮水思源，回报组织；才能转变风气、赢得民心。

事实证明，以靠正俸过日子为廉政底线，方能彻底切断做官与发财之间的联系，激励越来越多的人“风物长宜放眼量”，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远离诱惑，保持本色，从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向贤彪）